文华师生与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翻译

　　摘要：文华师生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翻译的重要群体。韦棣华女士奠定的文华根基，沈祖荣校长的开拓创新，毛坤和徐家麟等人的通力合作，尤其是《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创办及对翻译的重视，促进了文华师生图书馆学翻译团队的形成。文章对《文华季刊》译者群体、汉译文献主题、汉译文献年度变化及其衍生译著的分析，展现了文华师生在图书馆学翻译方面良好的组织性和系统性。文华师生注重对西方图书馆史、目录学、图书分类与编目、图书馆利用法、图书馆行政及财政等主题著作的翻译，尤其致力于考察公共图书馆在民众教育和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华师生图书馆学翻译的价值意义在于：加速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步伐，培养和训练了一批图书馆学专业领袖人才，促进了中外图书馆学学术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进步与转型。

　　关键词：文华图专;学术翻译;汉译文献;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学史

　　0导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渐从军事器物的科技层面深入到社会科学这一深层次上来。甲午战后，有识之士认识到泰西之强在其制度与学术。辛亥之后，中国知识界重视国民素质的培养改造问题，教育类译书非常多[1];图书馆作为普及教育之机关、开进文化之先锋、改造社会之利器，逐渐为知识界所共识。

　　图书馆论文范例：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地域分布及其成因

　　随着新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图书馆事业随之蓬勃发展;西方的图书馆学术文献被大量译介到国内，迅速推动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进程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武昌文华图专作为近代新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的重镇，持续受到业界关注;彭斐章、谢灼华、程焕文、梁建洲、彭敏惠、周洪宇等诸多学人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在文华学人和文华图专的办学与专业教育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然而，有关文华师生的图书馆学翻译活动，至今未见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

　　1929年1月，文华师生创办《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以下简称《文华季刊》)，十分重视图书馆学翻译。他们通过自办的专业刊物，大力倡导图书馆学翻译，出版了诸多翻译研究成果，引领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潮流。该刊发行至1937年底，共9卷36期，刊发图书馆学汉译文献(译、译述、编译、节译、合译等)165篇/次，推出有价值的图书馆学专题汉译文献91篇次，出版两期翻译专号(《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形成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翻译史上的文华高地，推进了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快速发展。然而，许多图书馆学汉译文献未被认真总结;其翻译的内容与形式，其团队合作的精神以及这些汉译文献的深远影响，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拟对此做一系统梳理。

　　1文华师生图书馆学翻译群体的形成

　　1929年1月，在沈祖荣校长指导下，文华“庚午级”本科生，六男三女为砥砺学术，联袂创办了《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这届学生“籍六省八大学”，有北平的李继先、陶述先，上海的吴鸿志，广东的周连宽，湖南的陈颂，河南的耿靖民以及武昌等地的徐家璧、刘华锦、曾宪文[2]。1930年，季刊内容分配有6项，第一是论述，第二即为译述。

　　1932年初，该刊《凡例》明确“除揭载在校师生及同门诸君之撰述或翻译，亦介绍国内外图书馆学名著及各种书目等”[3]。正是“季刊为媒，学研相长，让文华的学生迅速成长为学者，并成为中国近代最为活跃的图书馆学术研究群落”[4]。《季刊》以翻译为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后来成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导师们的启发诱导和热心帮助。

　　1.1韦棣华女士奠定文华根基

　　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教育的确立与发展，韦棣华女士(MaryElizabethWood，玛丽•伊丽莎白•伍德，1861-1931)的远虑卓识不容忽视。

　　韦女士1899年来华。早在1903年，她已感到迫切地需要成立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学院(“Thefoundingofacollegiatedepartmentin1903madetheneedmoreimperative.”)[5]。“教学一二年，发生一种感觉，以为学生疑难讯问，非全凭口讲所能贯彻。而与学校并行且极重要之机关尚付阙如。于是遂有倡办图书馆之决心;只身回国，募集巨款，携带来华，费时两载，始克建成文华公书林。”[6]1910年，韦棣华不惜摩顶放踵，“出其所学，独立创办公书林”，其襟怀宏阔，眼光远大，又不以文华为私有，使其成为“民众化之公开的图书馆”[7]。文华公书林后来发展成一所综合性图书馆。

　　据第十四届毕业生张遵俭回忆：走进文华公书林就感觉十分别致，大厅的主要部分是全面开架的公共图书馆，占全部面积的十分之七;大学图书馆设在一个角落里，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设在另一个角落里，二者共占十分之二强。[8]可见文华公书林主体部分是公开公用的公共图书馆，并有高等教育所拥有的大学图书馆，以及研究必备的专业图书馆，形成了一所复合型图书馆。1920年3月，文华图书科创建，并以公书林作为讲课和实习基地，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中“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正式开启。文华公书林及图书科的缔造，传递了韦棣华所秉持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精神，并且开启了将欧美图书馆学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之先例。韦棣华女士的竭力经营，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1.2沈祖荣校长开拓创新

　　1916年，赴美攻读图书馆学的沈祖荣归国，毕其一生为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竭尽全力。他对图书馆事业期许甚高，认为图书馆是研究学术、沟通文化、辅佐教育的机关;图书馆的中心旨趣，是给全民以读书、参考、咨询、研究的便利[9]。

　　图书馆是读者靠书籍进行自我教育的一种自动的教育机关，远比普通的被动教育所得深刻;其旨趣是助读者养成“自由空气中的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inanatmosphereoffreedom)”[10]。沈祖荣对办好《文华季刊》瞩望甚多;介绍新知识，则是他对图书馆学翻译的重视。他认为图书馆学是世界性的科学，无地域种族之分。“英美图书馆事业发达完善的国家，一切颇多足资我国借鉴者。故凡有何英美新出版之图书馆学名著，或业经人实验之改良新法，已发表于英美图书馆学刊物者，当量力翻译介绍，供大家研究，而采行其于我国情相和者。”[11]

　　他鼓励学生要努力读书，积极研究，丰富季刊内容，使之生气勃勃。1929年，沈祖荣赴罗马参加国际图书馆大会。为调查欧洲图书馆，他历经十余国，考察了26所图书馆和学术团体或书店。[12]这次经历坚定了他发展中国图书馆文化事业的信念。他认识到：图书馆以宣传文化和培养文化为本位，可以把东西文化调和起来，“务使图书馆对于世界的文化，不但是振刷，也要像一个大锤炉，将其陶熔、锻炼成一个结晶体”。[13]并进一步指出：图书馆事业，实为立国之先导;国家之命脉悬于文化，文化之来源根于图书;图书馆肩负保存文化、建设文化之重任。[14]

　　1933年，沈祖荣调查全国8省市图书馆教育之后，认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进，是为固有的文化向前面发展而改进，是为调和他方面输入的新文化而改进”[15]。他指出，近代一批先觉者所提倡的种种救国运动，都以文化教育为基本，图书馆事业是教育文化之枢纽;我国为文化亘古之国，为发扬我国文化计，图书馆事业负有重大使命。[16]故此，他带领大家把欧美图书馆学中的种种经验智慧尽力介绍过来。从始至终，其一生不愧及时吸收国外图书馆学新知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先行者。诸如1929年他编译的《简明图书馆编目法》、1937年编译的《标题总录》;虽然编译和出版过程困难甚多，也没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可见他对译介新知以建设改良我国文化的执着。

　　1.3毛坤、徐家麟协力翻译

　　1929-1937年，是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早期毕业生毛坤和徐家麟成为沈祖荣校长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为文华的迅猛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毛坤，北大哲学系高材生，1928年文华图书科毕业即留校任教。1930年秋，他担任了“文华季刊社”社长，任总编，直至抗战;其间，他与文华学人把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翻译与研究推向了高潮[17]。

　　1936年，他除教课之外，还专任研究部与出版部之事，以收分工合作之效[18]。他较早关注了图书馆学翻译及其编目问题，尤其是古籍编目和西方图书馆学的融合问题，如《译书编目法》《著录西洋古印本书应注意的几点》等。毛坤对图书馆学翻译见解独到。他认为近代图书馆的形式与经营方法，是近20年从外国尤其是从美国模仿而来的;我国从前的目录版本之学虽已发展得很深了，但只是图书馆学的一部分而非全体，像图书的流通与使用、图书馆建筑与用具制造等，我们很少建树;他主张“对于图书馆学术，在著作一方面，最近五年或十年之内，应该特别努力于外国图书馆学书籍之翻译”[19]。他认为大量译介国外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也是一种功德，显示出文华学人善于吸纳、虚怀若谷的胸襟与开拓精神。

　　徐家麟被称为中国理论图书馆学的先行者[20]，是我国从哲学角度来研究图书馆学原理的第一人。他1929年被聘回校工作，担任教务主任等;教授《西文参考书》《西洋目录学》等课程[21]。他早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理论色彩浓厚，“尤其注重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与学术化问题”[22]。他认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正处在“急遽变革，寻求出路，创造新生命中”，在新旧交替之时，“图书馆之使命在于保存旧文化而发扬光大之，启迪新文化而传播介绍之”[23];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图书馆事业，呼吁学人要认清时代，积极活动，努力建设，彻底研究。1932年，徐家麟主持学术研究部工作，发表《论图书馆作业之学术化与事业化》，思考图书馆学研究如何深入进展及团队合作问题。

　　1934年，徐家麟和毛坤一起主持翻译《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专号》。1935年，徐家麟和严文郁负责《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专号》编译工作。在两次团队合作中，徐家麟都担了重任，后由学校资助赴美深造。1936年入哥伦比亚图书馆学研究院学习，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任哈佛大学中日文图书馆代主任。1939年回国后，赴重庆文华图专任课。1955年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1975年，他在翻译周恩来总理布置的国务院外交文献时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去世[24]。在沈祖荣校长的带领引导下，毛坤、徐家麟等人亲密协作，团结培养了一大批文华学人，形成了一支优秀的翻译团队。

　　1.4《文华季刊》翻译群体分析

　　文华师生是《文华季刊》汉译文献发文主力军，大多是在校生。在《文华季刊》的创办过程中，历届毕业生也给予了很大支持，使得《文华季刊》巍然屹立于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学期刊之林，且图书馆学汉译文献刊载数量以《文华季刊》为最多[25]。徐家麟认为《文华季刊》中“创作占少数，从美国图书馆中编译过来的稿件占绝大比重，文华图专也曾出版少量的丛书和丛刊之类的，他们的特色也是编译作品多”[26]。《文华季刊》中汉译文献的呈现以独立的个人专题翻译为主，翻译者以在校生占比最高;另有两期(1934-1935)合译专号，参与翻译者以历届毕业生为主。

　　个人专题翻译是文华学校独有的以翻译来锻炼培养学生的一种方式。据统计，《文华季刊》中有关图书馆学专题汉译文献(指编目、分类、目录学、图书馆史、图书馆学教育等)共91篇次，有49人主持专题翻译，文华师生43人次，校外专家6人次。文华师生中，在校生独立主持翻译者26人次，毕业生11人次，文华教师6人次。

　　两期合译专号，一是1934年6月推出的《世界民众图书馆专号》，主持翻译者为毛坤、徐家麟;参与者14人，大多是往届毕业生。如第3届章新民1924年毕业，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第4届严文郁1925年毕业，刚刚回国;第7届钱亚新1928年毕业，就职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第10届吕绍虞1933年毕业，任职于上海大夏大学图书馆;只有戴镏龄是刚入学一年的在读生。此次翻译的兴趣和热情，促使戴镏龄在1934年暑假，又完成了约十万言的《图书馆的财政问题》的译介工作[27]，可见翻译对人才培养的激励作用。戴氏后留学英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和著名教授，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其赠书专柜。

　　1935年徐家麟与严文郁主持合译《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专号》，参与翻译者均是往届毕业生。早期毕业生占多数，如查修、陈宗登、严文郁、王文山、章新民、曾宪三、皮高品、孙述万、田洪都等。另有1928年入校创办季刊的“庚午级”4人：徐家璧、吴鸿志、曾宪文、陈颂。饶有意味的是，曾宪三、曾宪文兄妹和徐家麟、徐家璧兄弟同期上阵。早期毕业生的密切合作，见证了文华学子对母校教育的继承与光大;文华精神的凝聚力，展现了文华学人对图书馆事业的执着和服务社会的情怀。

　　1929-1937年间，文华师生齐心协力，导师们率先垂范，致力于翻译事业，把图书馆学翻译推向了高潮。《文华季刊》中参与翻译的学人有：沈祖荣、毛坤、徐家麟、严文郁、钱亚新、章新民、戴镏龄、吕绍虞、喻友信、裘开明、桂质柏、曾宪三、曾宪文、耿靖民、李继先、徐家璧、徐亮、陈颂、吴立邦、黄连琴、赵福来、房兆颖、吴鸿志、邢云林、于震寰、查修、李钟履、刘子钦、李尚友、熊毓文、张鸿书、顾家杰、李永安、黄元福、汪长炳、胡延钧、姜文锦、程时学、张遵俭、王文山、皮高品、于熙俭等，共计40余人。文华学人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积极投身于翻译事业当中，促进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科的快速发展。

　　2《文华季刊》汉译文献主题变化及衍生译著分析

　　《文华季刊》中，汉译文献主题丰富多样，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展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2.1《文华季刊》汉译文献主题分析

　　文华师生以图书馆学为根基，积极译介，为新文化建设做出了不懈努力。他们翻译的图书馆学术文献，鲜活地留存在《文华季刊》各期专栏内;共刊发图书馆学汉译文献165篇/次，个人专题汉译文献91篇次，所关涉的图书馆学翻译主题依次有：世界民众图书馆、各国国立图书馆、分类编目、外国图书馆史、外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使用法的指导等，广泛而丰富，成就了文华图专发展史上的学术辉煌。

　　《文华季刊》中的图书馆学翻译对民众图书馆关注最多，体现了文华学人关注国民教育、倾向劳苦大众的图书馆情怀。图书馆学的分类编目和主题标引是《文华季刊》长期关注的主题。该刊对国外图书馆史、图书馆学研究与教育，都给予了较多关注。

　　1935年，李景新写到：“欧洲图书馆虽极发达且藏书甚丰，但对于图书馆科学作专门研讨的，不如美国来得热烈，而图书馆学校也比不上美国发达。”又说：“日本至今尚无完备的图书馆学校，只有附设于东京上野公园美术学校及帝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协会主办的讲习所而已。”[28]因此，《文华季刊》对国外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的译介以美国为主。由下图可知该刊图书馆学汉译文献主题之丰富、特色之鲜明以及文华学子的视野之广阔。

　　3文华师生的图书馆学译介形式

　　文华图专重视对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除开设英文外，还开设德文、法文、日文课程。聘请外籍教师和留学归国人员讲授外语，成为一种传统，文华学子的外语水平相当高。[36]文华师生的图书馆学译介形式主要有：个人专题翻译、团队合作、授课、群育讨论会等。

　　3.1个人专题翻译

　　个人专题翻译是文华师生主攻方向之一。比如，沈祖荣关于图书分类、编目及标题的编译与研究，从1929年持续到1937年。钱亚新关于“儿童图书馆”专题的翻译与研究，持续相当长时间。吕绍虞1934年翻译爱德华(EdwardFrancis)《图书馆使用法》，1935年翻译勃朗(Z.Brown)《图书馆利用法》;这一主题翻译，有不同的作者和出版社，可知文华人对图书馆利用问题的重视。翻译不仅引导他们走向图书馆学专业的深处，也开阔了学术视野，提高了研究兴趣。

　　3.2团队合作的翻译形式

　　团队合作翻译，主要体现在文华师生共同合译的两期专号——即1934年6卷2期《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专号》和1935年7卷3/4合刊《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专号》——代表了文华学人的团队合作精神，表现了关注民生、关心国家文化发展的博大情怀。这两部书都是甫一出版，即被文华学人译介过来。

　　《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专号，英文原名ThePopularLibrariesoftheWorld,著者鲍士伟博士(ArthurE.Bostwick),1933年芝加哥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Popular”一词有通俗的、流行的、大众的、受欢迎的等丰富的语义，鲍士伟在该书原序中，用其公立的、民众的之义。这本书采取了分工合作的方式，由徐家麟、毛坤两位老师负责编辑;“幸承十多位同学热诚的帮助，共同分担了这个沉重的担子”[37]。参加翻译者14人：毛坤、徐家麟、喻友信、章新民、吕绍虞、徐家璧、严文郁、邢云林、耿靖民、钱亚新、戴镏龄、吴立邦、李钟履、李继先。

　　《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概况》专号，原著者是英国博物院秘书，目录学家爱士·德尔(ArundellEsdaile)。他曾担任英国图书馆季刊社总编辑，此书1934年刚出版就被翻译过来。这次由徐家麟、严文郁主持编译。该书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国国立图书馆有创造性的补充，这种团队合作与创新精神，在武汉大学延续至今，仍值得当今图书馆人学习弘扬。

　　4文华师生图书馆学翻译的价值意义

　　文华师生的图书馆学翻译业绩，如对国外图书馆事业发展现状的介绍，对图书分类编目等原理的译介，对西方图书馆史的钩沉等，在中外图书馆学术交流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对近代中国图书馆学术研究、图书馆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影响甚大。

　　4.1加速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步伐

　　文华师生图书馆学翻译，代表了一个时代图书馆学翻译的高度。其有组织有系统地译介欧美图书馆学原理，使得编译改良后的图书馆学文献激增，加速了西方图书馆学术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与传播。这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开辟了一条快速通道，展现了图书馆学科的理论进步;同时也促使中国的图书馆学术迅速与国际接轨，加快了本学科的职业化发展进程，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术知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译介，促进了我国知识分类系统的转型，卡片目录学的译介彻底改变了中国书本式目录的传统，直接促进了汉字检字法的发明，从而导致整个学科发生巨大的变化。[43]沈祖荣、胡庆生《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刊印后，立即受到国内学术界关注，并产生较大影响，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热潮，先后出现了“遵杜”“仿杜”“改杜”等多种新式图书分类法。[44]4.2训练培养了一批图书馆学专业领袖人才文华师生通过翻译训练，培养了一批图书馆学专业领袖人才，在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对于近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抑或是对于台湾地区和美国名校的东亚图书馆事业，文华学子的贡献都很大[45]。

　　严文郁、裘开明、桂质柏、钱亚新、邓衍林、汪长炳、沈宝环等一批图书馆学专业领袖人才，均出自文华图专。钱亚新晚年回忆：1926年文华图专“招生广告中说要考六门课程，其中五门要用英文作答卷，就是历史、英文、经济学(或社会学)、物理学、化学，只有写文章用中文”[46]。可见文华图专入学门槛对英文要求之高，初期招收的都是大学修业两年或毕业的学生。

　　《文华季刊》的创办过程，正是近代中国新图书馆运动逐渐达到高潮的历史时期。“文华学子成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力量，他们发表的论文成果对我国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41]231此时“一批职业图书馆学家出现了”;他们的出现，“不仅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的理论高潮，对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图书馆学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些人的影响甚至延续到20世纪末”[47]。

　　文华学人认为杂志在近代思想文化发展中贡献卓著，杂志传播学术思想快而广，杂志到什么地方，新的文化和思想便到了什么地方。杂志具有沟通世界学术文化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使学术世界化。[52]文华师生通过自办的刊物表达了对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的高度关注，呼应了1930年之后的民众教育运动，引导了近代社会文化平民化发展的潮流。严文郁曾言：“绍期师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服务一个机关，因为他敬业乐业，他的弟子受其潜移默化的感召，个个服务社会，埋首耕耘，使图书馆事业扎根、成长、茁壮，事虽小而影响学术、文化与教育界至大且巨。”[53]

　　文华学人潮立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现代化转型的风口浪尖，系统地输入西方图书馆学知识与理论，主导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演进与转型。回望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思想的活力，借鉴吸收、融合创新，这对于当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国际化与教育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54]

　　参考文献

　　[1]邹振环.疏通知译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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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凡例.编制[J].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2,4(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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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沈祖荣.韦女士为中国图书馆运动之皇后[J].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3(3):8-11.

　　[6]沈祖荣.韦棣华女士略传[J].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3(3):283-285.

　　[7]裘开明.韦师棣华女士传略[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6(6):8-9.

　　[8]张遵俭.昙花忆旧录——回忆沈绍期师[J].图书馆学通讯,1982(2):86-87.

　　作者：翟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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