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一种复合型的思想观念，其话语权的建构经历了从话语博弈到话语破藩的历程。 聚焦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论调下中西主流价值观的话语较量，以及社会转型时期多样化社会思潮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对弈的现实势态，打赢以价值观博弈
摘要：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一种复合型的思想观念，其话语权的建构经历了从话语博弈到话语破藩的历程。 聚焦资本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论调下中西主流价值观的话语较量，以及社会转型时期多样化社会思潮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对弈的现实势态，打赢以“价值观博弈”为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斗争，必须以彰显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坚定的人民性立场、实践性特质以及科学的价值保障来增强话语底气。 通过抓住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实现的关键切入，筑牢话语权“躯干”、鲜活话语权“血液”以及提升话语权实效，以破除束缚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作用发挥的藩篱，从而有效防范主流价值观话语危机。
关键词：主流价值观; 话语底气; 话语权建构; 风险防范; 数字化参与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一个复合型的价值观念体系，它既包括一个终极价值目标，同时也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各领域基本价值规范，是指引我国新时代建设的重要价值引领和实践指南。 着力构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驱散价值观领域的思想迷雾，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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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博弈：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的风险势态
人类文明的进步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276。 现代国家以阶级利益为实践旨趣，建构了一套以“阶级意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内掌控民众思想意志，对外抑制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的话语声音。 以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争夺为显著形式的意识形态斗争，既是一个内蕴价值选择方向的话语冲突与对立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话语自证”过程。 客观准确地分析和了解我国主流价值观与其他多样化价值思潮之间话语博弈的现实势态，认清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而进行的话语较量，理性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主流价值观与其它社会思潮为争夺话语空间而进行的价值对弈，是有效构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重要前提。
(一)“文化帝国主义”论调下中西主流价值观话语较量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作为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暴力冲突得以遏止后出现的一种新型霸权斗争形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发展新的谋生手段。 当今国际发展新形势下，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潮流驱使“文化帝国主义”论调产生新的时代蜕变。 出于经济、政治利益的目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帝国主义”征服的手段核心在于蓄意将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民主社会的自由化思想强加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意转化和控制其他社会群体文化，破坏和取代当地传统文化和民众思想价值体系。 而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大数据技术的日渐成熟，大众传播媒介形式与途径的创新，无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关键呈述点在于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宣传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人民接受他们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巩固阶级统治的根基。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思想的关键在于要把握和重视现代文明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文化价值观、道德原则以及法律和艺术等意识形态部分在获取、巩固国家利益上的积极作用。 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对于展现阶级利益、彰显民族诉求至关重要，进步的价值观可以充当斗争的思想武器，“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 在资本主义价值观“话语霸权”下，人类文明国家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价值观为中心的国家，它们深受资本主义文明的洗礼，拥有对文明的解释权、制定权与主导权; 另一个是落后的封建专制社会以及尚未实现文明开化的野蛮国家，它们被称为“文明的边缘”。 资产阶级“不断培植本阶级的思想家，提出新的统治思想和观念，完善统治政策，使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不断成熟和完善，形成强大的精神支配力量”[3]，通过对外“开始输出主权、管理、法律、外交和商业的欧洲思想”[4]，构建起了符合资本主义道德准则与价值标准的话语秩序，以此来压制其他国家、民族的价值思想。 这样一来，先通过“价值观”的“生产”，而后再以“普遍化”的霸权强制，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分配”到其他民族、国家，再诱导、强制民众进行“价值消费”，从而搭建起一条完整的“文化霸权主义”体系，极具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以及其它一切违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思想体系都被视为“价值异端”。
“全球化话题是个实战的政治话题，也是个社会的经济话题，此外，它还是一个思想话题。 ”[5]中西主流价值观之间的话语权争夺是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习近平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 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它防线也是很难守住的。 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6]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在与资本主义强势话语斗争的过程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们要科学阐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内涵，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价值立场，驳斥各种错误的价值诬陷，改变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国际话语斗争中的被动局面与话语失衡格局，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增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动权。
(二)社会转型时期多样化社会思潮与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对弈
深刻的哲学审思往往映射着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而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也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构建是对哲学范畴下“价值”的普遍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映射，同时对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讨论也是基于我国当今社会转型时期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考量。 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生成博弈应该重点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博弈体现为对话语主体的争夺。 由于社会转型加快，物质生产水平的不断提升使得社会分工日渐扩大，阶层分化突出、利益主体多元化等问题相伴而生。 如果仅从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规律来看待这场社会发展运动的话就显得有些浅陋，因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组织与经济结构变革，社会主体阶层分化致使从事实践活动性质差异的个体产生不同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诉求，甚至诱发他们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范式。 要想有效发挥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对人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功能、提升社会治理成效，就必须与其它的社会思潮争夺话语主体，以便掌握更大基数的“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扩大主流价值观的群众基础。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资本逻辑下生成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以及在对中国传统封建的社会思想沿袭而来的落后的、腐朽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极具思想迷惑性和价值欺骗性，它们更容易赢得话语主体，掌控话语对象，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有效建构将是一个在话语博弈中艰难前行的过程。
另一方面，对数字环境下价值信仰危机与思想阵地丢失风险的斗争与警惕。 网络作为现代信息传递的重要工具，为开辟主流价值观话语传播新场域、优化话语传递方式以及提升价值观教育效果提供技术支撑。 但是在这个开放的、自由的虚拟空间，作为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实现的“最大变量”，它不但是各种阶级思想、政治观念、利益诉求的汇集地，而且还夹杂着各种错误的、落后的价值观念以及腐朽多样的社会思潮借助网络虚拟外衣的遮掩，干扰社会民众的价值判断与选择。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自媒体、全媒体、融媒体以及大数据等新兴的媒体技术手段支撑下，“中国新帝国主义”论调、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以及普世价值思想等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价值观逐渐渗透进我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造成不良影响，消解着主流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在网络数字环境下对外面临强劲话语对手，对内受到自身内部潜藏的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新儒学”思想等思潮的价值消解，稍有不慎就会被侵蚀，其内涵的价值功能就难以发挥作用。 当前，由于信息生成、加工、传递、存储以及接收方式的转变，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要想在数字网络场域获得话语生存空间，应尽快获取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否则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占领。 面对网络信息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形势、新挑战，必须以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话语功能，时刻警惕网络虚拟空间的主流价值观信仰危机与思想阵地丢失的风险。
二、话语自信：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生成的价值底气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民众、组织、集体和社会意识观念中抽象层次最高、价值层次最深厚的，也是最具普遍价值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的综合体系。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博弈、经济较量以及意识形态斗争形势，坚定的人民性价值立场、秉持的实践性的特质以及科学牢固的价值保障赋予了主流价值观强大的生命活力，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生成的底气来源。
(一)坚守“人民性”价值立场，彰显主流价值观话语优势
“价值”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由“现实的人”在思维认识与劳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客体对主体、客观世界对人的需求给予满足的意义。 在此哲理基础上提炼的“价值观”是指基于人的一定思维感官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判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从而体现出人、事、物一定的价值或作用，对人的主体性的突显是其内含的精神品质。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的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8]524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所蕴涵的多层价值理念始终围绕“现实的人”的主体诉求，并在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完善和自我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中得到价值提升。 这种“主体性”特质映射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就升华为坚定的“人民性”立场，它不仅摆脱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狭隘的阶级局限，也消除了落后的传统价值观的时代束缚，更能适应历史发展需求，在价值实质上也更有话语优势。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9]从过去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到近代历史时期，再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正是在对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时代人民普遍需求的总结，以及结合现代大众的价值需求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话语体系，不论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还是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表现出来的价值理想、道德原则，或是深入细化到每个行业、领域的基本价值观，无不体现出深厚的人民情怀，饱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核心，它扬弃了资本逻辑下的“异化的人”，通过摆脱“单向度的人”的困惑来探寻走向“全面而自由的人”的实现路径，正是因为“两个坚持”，即坚持为了人民的正义性、坚持依靠人民的真理性，从而破除了像“普世价值”“新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霸权”论以及“新儒学”思想、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想观念的狭隘的阶级局限与错误的历史视野，使得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愈发行稳致远，更具时代张力，具有了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话语影响力。
(二)秉持“实践性”特质，获取话语权提升的不竭动力源泉
人要想获取对外部事物的系统化、结构化的思维认识，并且认知内容要得到真理性的客观论证，必须经历实践的环节。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社会生活基础内容的价值观和真理，由于人类社会实践所具有的动态性质而体现出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实践中生成的价值体系，它是在不同的时代历史条件下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发展需求，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话语内容，从而产生了特定的价值观话语影响。 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它延承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强大生命力。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于一种理论，一种价值观，它应当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的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0]。 新时代，面对深刻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党情，针对我国在思想意识、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加强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学理阐释与实践弘扬，不但有利于有效治理人们理想信念淡漠、价值迷茫以及道德缺失等思想、价值观问题，更有利于整合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秩序，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凝聚力和价值引领力。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不仅是一种以理论形态存在的思想、意识、观念，更是一个指导大众追求价值真理的实践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旨归和实践指向，正因秉持的实践性特质使得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能够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直面实践问题，适时了解时代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及需求，从而动态地把握“话语权”的实现因素，审视自身，不断在实践中突破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生成的思想束缚与实践短板，从而保证我们在激烈胶着的话语权争夺中掌握斗争节奏，牢牢把握话语主动权。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也正因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进过程中得到真理性证明，为打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提供不竭的实践动力与价值源泉。
(三)以科学的思维方法筑牢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价值保障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所证明的科学价值体系，其话语权功能发挥程度除了有赖于自身蕴涵的价值原则真理性这个客观属性外，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我们在认识过程中思维方法的科学程度。 在遵循客观理性的认知态度下，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逻辑论证来挖掘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理论意蕴与实际价值能够为探寻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提供科学的价值保障。
其一，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与广博的价值源泉。 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认知与理解不能犯狭隘的民族主义错误，把它仅仅当成中国在特定时代、特定范围内存在的思想体系，我们应当看到，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继承、发展，同时也是对全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 它所蕴含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原则，不仅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控制的利益至上、私有制原则，同时也克服了封建专制社会下的阶级压迫、剥削，消除了人身依附关系，更映射出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全人类的思想解放、意志自由的美好图景，从而指引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乃至世界范围内爱好和平的人们不断追求美好生活。 此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使得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构建更具文化底气，通过培植深厚的历史传统根基，在面对西方“文化独裁”“价值观霸权”时，能够坚守住自身的“精神独立性”，保持自身话语权实现文化自信和价值独立。
其二，“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话语内容设置是确保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生成的现实参照。 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自身话语内容来看，不论是致力于实现终极价值目标，还是以核心价值观，抑或是各领域的基本价值观为价值指南来指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种多元化的、复杂的话语内容设置总是在考虑到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现实国情、民情的基础上作出价值设定。 它在遵循人类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规律前提下设定多层次价值目标，而后再到各个领域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落实与细化。 它既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同时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到了“资本主义”形态下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对立，继而从社会主义这个过渡“形态”向“共产主义”的飞跃。 这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给予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充分的价值论证，成为其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实现的主体证明。
三、话语破藩：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的风险防范
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实现是一个话语的“对象化”过程，即由言说主体所要表达、传递的思想内容使话语对象所产生的思想、情感变化与行为效仿力度。 掷地有声的“话语响度”，既要聚力增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整合力，同时也要从整体上构建系统完善的话语体系，从“话语权”的内在规定性出发，抓住话语主体素养提升这个基本前提，综合把握话语内容、话语表达以及话语传播等关键方面。 着重发挥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把控和主导权，以此来锻造坚实强劲的话语整合推手。
(一)抓住话语权实现的关键切入：着力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整合力
话语整合力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所必备的理论品质，更是其话语权构建的关键举措。 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社会思潮分立、价值观念分化以及话语体系分离的意识形态失序状态给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带来的挑战，我们应借助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凭借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自身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先进性来统筹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和多样的价值观念，以此来增强其在社会成员中的价值认同感和话语信任度，以主流价值观话语整合力与思想引领力的提升为新的切入点，构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 聚力以话语整合力提升来促进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提升，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要注重加强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整合力”本身的研究。 研究如何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为提高“整合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何宣传主流价值观，为提高“整合力”打下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巩固“整合力”的思想基础; 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整合力”的政治保障; 研究提高“整合力”的原则、方法; 研究提高“整合力”的机制，如预测机制、疏通引导机制、社会整合机制、榜样示范机制等。
其二，研究主要社会思潮及其价值形态、实质。 功利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和后现代主义等是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确实存在的各种社会思潮，聚力研究、探寻它们的思想源流、性质和特点，分析社会思潮的主要理论观点、政治诉求、基本特征、本质内容，是增强主流价值观“话语整合力”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
其三，要注意到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等社会思潮在社会发展方式和社会理想层面对主流价值观的冲击，警惕诸如价值普遍主义及其“普世价值”观、文化保守主义等西方文化思潮所产生的隐蔽性破坏。 一种意识、思想与价值观之所以会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其政治立场、阶级属性与阶层利益诉求的本质决定其必然蕴含着特定的价值观。 因此，对社会思潮本质内涵、社会作用、演变规律等进行分析研判，通过预测各种社会思潮蔓延速度和范围、可能产生的负面和正面影响会使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话语“整合引领”更具针对性。
当然，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对社会思潮价值整合力的发挥不但要通过“共同语言”“统一意志”来实现，而且要通过传播、教育、融入等渠道与说服、同化、感召、批评等方式融合使用来实现。 在这一过程中，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客观的认识、准确的分析判断是实现主流价值观话语整合力的重要基础。
(二)筑牢话语权“躯干”：聚力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主体素养
话语主体是整个话语活动的物质承担者，既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可以是特定的组织或社会团体，他(们)是话语内容对外传输的主体“躯干”，是话语权实现的主要推动者。 而话语权的实现不同于“话语完成”，选择稳固的话语主体，加强主体素养培育对于一种思想、价值观话语权的构建至关重要。 为了保证最大程度发挥话语主体对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的功效，我们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其一，促使话语主体实现从“感性直观”向“理性思维”的思维范式转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针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指出其主要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实践去理解”，甚至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这种“直观的、感性的唯物主义”相比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进步，但是他仍然是在直观的、感觉的表象认知层面，而没有达到对事物“质的规定性”的认识，这种主体认知素养的好坏、高低直接影响到主流价值观对外言说内容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从而制约着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实现。 因此，通过话语主体素养的锻造，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感性认识的材料进行加工和改造，客观、多角度、多层面地考察其客观性，把握主流价值观的内在本质、逻辑结构、价值实质等，用理性思维扫除先前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感性直观认识迷雾，“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可实现话语主体认知从“生动直观”到“理性思维”的转变。 另外，要推动话语主体由“思维认识”向“价值实践”飞跃。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 ”对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而言，如果只停留在“精神存在”层面来谈论其实践价值，往往会犯唯心主义错误。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不是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这种改变的关键就在于要推动话语主体实现从“感性认知”向“理性实践”的主体转向。 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最终要落实到“人”的本体论高度。 如果说“现实的人”作为主流价值观普遍性的话语主体，锻造其内在理论涵养、理性思维和政治站位是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的必要前提，那么促使“现实的人”向“实践的人”的哲学主体转变，培育和提升其诉诸实践的能力则是话语权生成的“关键”。
其二，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构建的主体职责，以党的领导来锻造强劲的话语权推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其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是“三权”思想得以贯彻落实的最终落脚点。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作为新时代建设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理论展现，其话语权的有效建构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成效，影响党在统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思想引导力，党要重视和做好“话语生产”这个关键的前提工作。 马克思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8]550，这种精神统治力量实现的一个前提就是要“生产”能够表征该阶级利益诉求、展现阶级精神风貌和价值遵循的文化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这样才能使得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来调节自己时代的思想生产和分配。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既在价值实质层面不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在思想形式和观念表达上异于落后的、腐朽的传统价值观念，它有其自身的时代标识和实践旨趣。 新时代征程下，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构建不能成为传统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工作的模板，也不能成为国外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翻版。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时代判断，强化我们党在构建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实践中的主体职责，以此来凸显主流价值观的党性原则、政治优势和阶级属性，使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工作不但具有显著的政党特色，而且具有更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
(三)鲜活话语权“血液”：推动主流价值观话语内容守正创新
话语内容的设置要从辩证法的“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原理来阐述，要遵循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 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科学合理地设置话语内容，积极推动主流价值观话语内容守正创新，会给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带来鲜活的“血液”滋养，从而降低因思维固化、价值弱化给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其一，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话语主控力。 当今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仍然占据主导形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科技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不断向中国强势输出资产阶级价值观，妄图以充满功利、虚假、低俗的资本主义价值论调来改造、瓦解社会主义，抨击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是价值虚无主义，他们甚至还通过设置特定的话语议题来加快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融入中国，如好莱坞电影、漫威人物以及日系动漫、韩国时尚等资本主义的文化议题都夹杂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 有效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议题设置能力，需要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队伍扎根中国大地，选择特定的议题形式来传递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在遵循“立足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的三重逻辑下，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中寻求根由，准确反映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独特的历史传统; 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上，使其具有广博的文化积淀; 通过探寻和设想未来社会价值理性和道德遵循，增强主流价值观的时代价值。 同时，要不断提升主流价值观的话语表达新概念、新范畴，通过“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诠释和现实践行，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语言形式和叙事框架”[11]下来提升主流价值观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
其二，在凸显问题意识和坚持问题导向下，规避“话语脱钩”，寻求话语内容设置与群众现实需求的契合。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87，一种价值观所蕴涵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本真所产生的实际话语成效最终还是要体现在“理论对现实的需要程度”上，因此要做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建构工作，必须回答好“人民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 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价值导向? 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 ”等一些列问题。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不同阶层的社会民众因为工作性质、地域环境、文化教育、思维方式、风土习俗的差异产生不同的价值诉求，多样的价值需求难免会与具有特定价值内涵的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发生价值冲突。 以农民阶层为例，他们在过去那种封建专制统治社会中饱受阶级压迫与战争侵害，思想上的封闭自守与经济生产上的落后性，以及在宗族血缘观念固化的传统乡村道德准则的束缚下，先进的主流价值观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对民众的价值感染效果甚微。 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尝试将主流价值观的理想、目标转化为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如缩小贫富差距、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教育教学方针、提高收入以及加强生态、医疗、社保建设等)实际问题的回答，来缩小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及价值理念与群众现实诉求之间的偏差，从而有效提高主流价值观在群众情感上的价值信誉度，扩大他们的期望值，以便掌握更多的话语对象，扩大话语影响范围。
除此之外，构建完整的话语内容体系，培育和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文化素养高深、知识视野开阔、业务素质扎实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以科学理性的思想工作队伍和权威统一的主流价值观来破除价值多元分层，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话语精准度，这些都是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优势的重要途径。
(四)提升话语权实效：优化主流价值观话语表达与传播
话语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技巧。 特定的政治意志、价值观念会因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话语实效。 有效构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必须做好话语内容表达与传播的工作，这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怎么说”问题的解决。
其一，做好用“大众话”推动主流价值观“大众化”的工作，破除单一的理论灌输与现实生活脱节的价值束缚。 学理式的理论灌输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方法论，作为弘扬和传递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它能够深刻揭示、分析这种分层复合型话语的逻辑性。 “厘清各层次话语的内在联系，能够得出主流价值观是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结论，能够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理论说服力，有益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构建。 ”[12]立足实际来看，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传输形式，往往会忽略主客体双方因为文化水平、道德原则、行为习惯等因素造成的个体性差异，在整个话语的“对象化”过程中容易造成主客体分离，甚至造成价值观“阶层分化”的现象。 列宁曾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 用“大众话”来实现主流价值观话语的“大众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利用创新的网络媒介平台，综合运用多种话语表达，通俗化、大众化地展现主流价值观的多层价值内涵，将远大的价值目标与崇高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对民众现实生活需求的表达，降低繁琐的文字束缚，使民众简洁便利地获得信息，同时也可以缩小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政治身份、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等差异，更加突显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的可感度，提升主流价值观的现实感。
其二，增强主流价值观话语亲和力。 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理论是深刻的，但语言不是晦涩的，话语亲和力是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它会引发话语主、客体双方的情感共鸣，“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13]。 有效转变话语表达方式，要对可能造成话语亲和力的原因有清醒的认识。 一是“单向度”的话语主体身份束缚，使得主体直观地、片面地从自身的政治立场、理论学说、认知水平等角度出发去探究一套完备的话语传播途径，而作为对象化的客体，即话语权的“实现终端”却被搁置在彼岸世界; 二是对价值内容的表述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网络化、碎片化以及大众化时代潮流认知不足，“面对受众多元的现代媒体语境，官方叙事常被认为可信度不高、影响力不够”[14]。 要增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亲和力，就要尽量使用口语化、浅显化的表达方式; 要少一些假话、大话、空话，多一些人道、人性、人情色彩，力求生动活泼、灵活多样，追求实效和长效。
其三，依托数字环境下的时代机遇，通过数字化参与增强主流价值观对外话语传播效能。 当今世界日益朝着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数字世界，催生了人的数字化生存方式”[15]。 数字环境下，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人的主体思维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由此也推动了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实践路径的创新。 我们应正视数字环境下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对外话语阐释力孱弱、内外话语权地位失衡的现状，有效转变我国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失声”“被言说”的窘境，努力打破“西强我弱”的话语霸权压制。 在现代网络数字技术的依托下，通过扩大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构建的数字化参与广度和深度，来研究如何通过文化价值观建构、文化产品输出、文化项目合作、文化外交等途径不断提升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对外话语传播力度，增强其在网络数字化空间的话语影响力，从而打造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全球话语引导权。 坚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丰富内容融入对外文化交流全过程，积极参与并创建文化国际话语平台，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促使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地向世界全方位展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形势正发生着激烈的动荡变革，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以及文化价值观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日益成为实现国家和民族利益诉求的关键。 步入新时代，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面对我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下，坚守民族“文化自信”，致力于打造符合人民价值需求、社会发展价值需要和国家发展趋势的主流价值观，通过奋力构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话语体系、提升主流价值观话语权，有效应对国内外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局势，捍卫国家政治安全和民族文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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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婷，陈锡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建构的三个维度：观点辨析及路径探讨[J].理论与改革，2015(4)∶122.
作者简介：金辉(1993-)，男，安徽马鞍山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 魏荣(1973-)，女，安徽阜阳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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