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论莫言笔下的打铁场景

　　内容提要：本文以马克思劳动与异化劳动理论为指导，聚焦于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姑妈的宝刀》《丰乳肥臀》《月光斩》《左镰》等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打铁场景，兼及各种打铁场景在全篇文本中的位置与用意，解析其中的不同蕴含。本文兼具思想分析与艺术欣赏的双重角度，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互为犄角，从“庖丁解牛”“art”词源和“劳动美学”及艺术创作中的重复功能等方面，展现和提升莫言笔下的乡村劳动景观的独创性和丰富性。

　　关键词：莫言小说打铁场景劳动美学艺术中的重复功能

　　从《铁木前传》到《民间音乐》之间的隐线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是在农村里长大的，那时候，农村里的物质生活是穷苦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几年的时间，才能看到一次大戏，一年中间，也许听不到一次到村里来卖艺的锣鼓声音。于是，除去村外的田野、坟堆、破窑和柳杆子地，孩子们就没有多少可以留恋的地方了。这是孙犁《铁木前传》的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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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犁对少年往事的回望，不是为了感叹，而是为了生发起兴，从乡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穷苦贫乏，退而求其次，引申出农村孩子对木匠和铁匠劳动技艺的好奇与期盼——它们的实现，比起看大戏、看艺人表演，毕竟比较容易，木工手下拉出的长串翻卷的刨花，铁匠手下迸发出的璀璨火星，他们的工艺流程和最终依照人的意志形成的产品，对于孩子们，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这样的开场白，就是“入话”，序幕拉开，铁匠傅老刚、木匠黎老东和他们的儿女们九儿、六儿相继登场，在农业合作化的时代大潮中上演一出儿女情长的喜剧。

　　铁匠和木匠，在乡村生活中不可或缺，他们操持的手艺，让他们在经济收益上高于普通农民，他们那娴熟的技艺和敬业的态度，即今天所说的工匠精神，赢得人们的尊敬，也让孩子们沉迷。孙犁的小说，以少年记忆作为引线，带有强烈的抒情风格，温馨中又有一点惆怅。

　　到莫言笔下，乡村劳作中的铁匠和木匠，都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描写。这很难确证，是否是孙犁的文脉传承到莫言这里，但是，莫言对于孙犁小说的揣测深味，却是无可置疑的。莫言从事写作之始，就自觉半自觉地追随在孙犁左右。他的富有乡村抒情色彩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发表在孙犁家乡保定地区的文学刊物《莲池》上，《莲池》的编辑毛兆晃也一心将莫言培养成为孙犁的传人，为此还带他到白洋淀地区去体验生活。

　　莫言的《民间音乐》得到孙犁的高度评价，并且以此叩开入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作家班之门。作品中小瞎子的音乐造诣不可小觑，洞箫、横笛、琵琶、二胡、唢呐样样精通，流浪到马桑镇上，被开饭店的美女老板花茉莉收留，在这家饭店进行民乐演出。他获得马桑镇人们的热情追捧之际，却放弃了既有美女相伴又有安乐生活的前景，为了摆脱演奏曲目一味重复的困局，要出走远方去继续充实提升自己的音乐才能。

　　《民间音乐》的纯情与唯美，可以说正是从孙犁作品中受到点化的。小瞎子对音乐演奏技艺的精益求精，延展到那些乡村的匠人身上，更为常见，更为平凡，莫言的笔墨摇曳多姿，为这些普通匠人的劳作绘出精彩动人的绚丽场景。三重话语话劳动莫言对乡村劳动绘声绘色的描述，源自其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给莫言的颁奖辞中指出：“莫言知道乡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修水利、放牛羊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这是诺奖授奖词中对莫言文学贡献六个要点的描述之一，近年间也有国内学人开始关注到这一命题。莫言作品中的劳动描写，值得我们关注。莫言从11岁失学之后，就开始参加乡村劳动，直到他21岁离开乡村，对于各种各样的农活，他都有很强烈的体会，也把乡村中各种各样的劳动，写入了自己的作品。关于打铁的场景描述，在《透明的红萝卜》和《姑妈的宝刀》《丰乳肥臀》《月光斩》等作品中，就反复出现过，既有内在的脉络传承，又注重了各自不同的内容之需要。

　　莫言写劳动，有多副笔墨，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他对于劳动技能的娴熟刻画，对于劳动中技能高强的人的热情赞美，就像苏州大学的学者王尧所说，莫言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劳动美学”。能工巧匠，在任何时代都是受人尊重的，由于劳动技艺的高强，劳动者自身也从中得到享受，得到肯定。任何技艺，一旦修炼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也就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创造高度，达到了艺术创造的境界。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英文中，艺术一词“art”就是从“工艺”演变而来。中国的庄子，最喜欢讲述那些技艺精湛自视甚高的人们的故事。这看起来非常矛盾：庄子非常推崇自然而然，讲无用途无器识，不能成材的奇树，抱瓮浇园的笨人，但他又津津乐道地讲述庖丁解牛，郢匠挥斤。

　　个中的缘由在于蕴藏于两者间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庄子心目中有两个自然，其一是自发成长的大树和牛，它们各自依照着自身的自然规定性而存活，其二是经过人们认识的自然，就像庖丁，在19年的解牛生涯中，熟悉了牛的骨骼筋肉的构成，依乎天理，顺乎自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达到解牛行为的化境，“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工艺与艺术由此沟通，也可以作为“art”何以从工艺生成为艺术的形象阐释。观千剑然后识器，操千曲而后知音，此之谓也。在刘勰看来，观千剑，操千曲，都有其共同的规律性。

　　在更高的层面上，是马克思关于劳动美学的精彩描述：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直观自身。”①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是针对大工业化生产带给工人的异化劳动所言，对于前工业化时代以手工技艺为特征的个体劳动作出高度的肯定与赞扬。

　　人们按照人类的尺度和自然万物的尺度而生产，在日积月累的劳动中熟悉了劳动对象的特性从而获得了劳动的自由，同时也可以超越有限功利性去欣赏自己的劳动创造物。相反地，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产生的异化劳动予以犀利的批判：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

　　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②“要靠种庄稼吃饭，而不是靠‘革命’吃饭”马克思是未来主义者，在控诉和批判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生产之时，他肯定人类曾经有过的自由劳动和自由享受，但他并没有把理想限定于重返前现代，而是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成果，通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自由与审美的统一，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重建人类的审美境界。莫言笔下的劳动，却是回望式的，是已然或者即将离我们远去的乡村现实，唤起我们的惆怅与乡愁。

　　农业文明的时代，劳动工具的简单化，凸显了劳动者个人技艺的高明，它直接暴露在公众场合，众目睽睽，也是众望所归。《麻风的儿子》就这样介绍老猴子，“老猴子是庄稼地里的全才，镰刀锄头上都是好样的。由于他有出色的劳动技能，虽然有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在头上压着，在队里，还是有一定的地位，毕竟庄稼人，要靠种庄稼吃饭，而不是靠‘革命’吃饭”③。

　　这句话非常普通，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却含蕴着一个巨大的事实。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许多年，靠“革命”吃饭者大有人在。首先是大大小小的党政机关干部，都是国家财政拨款，无论供给制还是薪金制，都有稳定的收入，旱涝保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阶级的产业工人，是革命和建设的第一主力，其生产状况并不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吃饭问题，国家每月都按照一定的数额给他们发工资，“文化大革命”时期停工停产，闹派性，搞武斗，他们的工资都一分不少，产品数量和质量，成本与盈亏，多年间搭计划经济的车，也不影响工人的切身利益。

　　只有号称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亿万农民，既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却完全要靠一年到头的劳动挣得个人和家庭的口粮与花销，而且要优先保障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青年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团结的力量最强。李泽厚曾经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吃饭哲学”。李泽厚对此做过反复解释：“‘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侈谈道德理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④可悲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许多年头，种粮食的农民自己却被粮食匮乏所困，留下沉重的历史记忆，就像莫言所言，饥饿和孤独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两大源泉。反之，正是因为农民含辛茹苦，务实苦干，才能够推动新中国几次克服经济困境，峰回路转，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新的生机。“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就明确提出，中国农民三次救中国，1980年代，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推助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当时中国外债转化成严重的财政赤字，造成赤字就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放了农民(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造就了农村、恢复了百业兴旺，农民的人口和农民劳动力都在大幅度增加，政策放开了以后，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发展，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百业兴旺。

　　乡镇企业兴起并快速发展，数量有2700万家，创造了巨大的对城市工业的拉动，就是内需拉动的增长。我们现在讲的三驾马车内需驾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那个时候。谁干的?中国农民干的!……这是中国这么多年唯一一次内需拉动型的增长。⑤从这样的角度，才会对莫言所言“革命”与“吃饭”的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对那些劳动中的能工巧匠增添由衷的赞叹。莫言表现的乡村劳动，割麦子，饲养牛羊，铁匠，木匠，都属于个体性的劳动，技能性很强，劳动的成果也很直观，给劳动者，给这些能工巧匠带来自我肯定，自我享受。即使是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时代，高超的劳动技艺仍然可以超越那种以阶级成分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将一部分人划为“贱民”的畸形目光。

　　《地主的眼神》中的孙敬贤，身背地主的名号，他的割麦技术却是全村数得出也受人青睐的，受到最具有阶级斗争观念最具有话语权的贫协主任的褒奖。关于磨镰刀和用镰刀的描写，就让我们联想到庖丁对解牛的那把尖刀的有关陈述。割麦子是乡村中最紧要的农活之一，“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不仅是说勤劳才能够多打粮食，还因为农历五月的气候多变，雷雨频发，割麦子被称作“龙口夺食”：收割不及时，成熟的麦粒就会散落在土地里，麦子割回来，打场不及时，麦粒会生芽变质。农民要想高效率地割麦子，如《地主的眼神》中所言，必须具备与工具有关的三个要素：“镰好，磨得也好，还要使得好。”

　　镰好就是钢火好，磨镰刀“磨轻了不利，磨重了不耐用，分寸很难把握”。小说中那个割麦技术无人能比的地主孙敬贤，“用镰分三段儿”，“他的镰一天磨一次就够了”。“像我这种初学割麦的雏儿，一柄刚磨出的镰，使上半个时辰，刀口便钝了，接下来要么重新磨镰，要么凭着蛮力气死扯硬拽。”⑥孙敬贤装病，被分配与妇女儿童一起干活，少不更事的“我”还试图与他比试比试，结果是一片狼藉，“我”割过的麦地惨不忍睹，遗漏和洒落的麦子直戳眼球，恰与孙敬贤割得场光地尽的麦地形成强烈的对比。

　　打铁的多重组合花样翻新在诸多手工业劳动中，打铁可能是最具有神奇性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好朋友帕特罗克洛斯战死沙场，阿喀琉斯愤怒至极，决意第二天要亲上战场为帕特罗克洛斯报仇，一场血战揭幕在即。荷马却一笔宕开，好整以暇地去写神间的铁匠赫法伊斯托斯为阿喀琉斯打造黄金盾牌的神奇创造。

　　赫法伊斯托斯在盾牌上展现出战争与和平的多重景象——争斗和混战介入拼搏的人群，还有致命的死亡，/她时而抓住一个刚刚受伤的活人，时而/逮着一个不曾受伤的精壮，时而又拎起一具尸体，抓住/死者的腿脚，在粗野的/残杀中——/衣服的肩背上浸染着凡人的血浆，猩红一片。/神明冲撞扑杀，像凡人一样战斗，/互抢着别个撂倒的尸体，倒地死去的人们。//他还铸上一片深熟的原野，广袤、肥沃/的农地，受过三遍犁耕的良田;众多的犁手遍地劳作，/驭使着成对的牲畜，来回耕忙。/当他们犁至地头，准备掉返之际，/有人会跑上前去，端上一杯香甜的/酒浆。⑦血腥杀戮的战场与迤逦展开的农田交相辉映，寓意深长。

　　赫法伊斯托斯为阿喀琉斯铸造的盾牌上，还有更为丰富多彩的图景，成为《伊利亚特》中一个经典的段落。而金盾上铸造出的田园景象，不禁让我们想起前文所述及的莫言描绘麦地收割的场景。最神奇的描绘，有着最坚实的底蕴。论者指出，“传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后来则演变为一种叙事手法和叙事模式，它是小说文体概念，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传奇化是指运用夸张、变形等手法将平淡的故事变成极富吸引力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故事的主体不变，但故事的艺术魅力却成倍增加。纵览莫言小说，在叙述劳动时莫言就经常对之进行传奇化处理，使劳动叙事绽放出奇异的光彩”⑧。

　　打铁本身就是最富有传奇性的：它的劳动过程具有充分的可操控性，把人的创造精神和敬业态度发挥到极致;它的劳动场景非常具有观赏性，声光形影变幻莫测，炉火璀璨夺目，锤声错落有致;它的劳动结果，是对物体的性质与形状的双重改造;它对劳动者的要求颇高，既要有过人的体能，又要有操控自如恰如其分的技能。更为神奇的是，莫言对于打铁场景，一而再，再而三，百写不厌，而且花样翻新。

　　“千万别把我嫁给铁匠”这三人打铁的场景，也出现在莫言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中，两部作品中的三个铁匠还严格对位。但莫言深谙移步换形之道，作品中的铁匠同样是姓韩，是叔父子侄辈，却少了《左镰》中的猛虎下山八面威风。《月光斩》：以玄幻神奇向鲁迅致敬在两个打铁三人组的优劣对比之后，莫言意犹未尽(这个序列是论者为叙事方便信手排列出来的，作品发表的顺序是《透明的红萝卜》—《姑妈的宝刀》—《丰乳肥臀》—《月光斩》—《左镰》)。

　　《姑妈的宝刀》中，老韩叔侄三人为一柄奇绝宝刀败走麦城，但铁匠的声誉仍然需要捍卫。《月光斩》就是重建铁匠形象的补台之作。在《月光斩》中，莫言写到了父子四人的打铁。说实在的，两人打铁，三人打铁，都不为罕见，但四个人围着一个铁匠炉打铁的场面，既少见，也难写。克服这一难题，莫言有两个诀窍：第一是对鲁迅《铸剑》的遥相呼映，第二是对其想象力和重复表现的极度张扬。《月光斩》的故事脉络，和《姑妈的宝刀》一脉相承，只是在那位女红卫兵中学生的一再挑战面前，铁匠父子四人无可逃避，为了铁匠的荣誉，舍命而为，逆势而行，在“文革”乱世中展露峥嵘。

　　上官吕氏打铁：谁说女儿不如男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丰乳肥臀》中的女人打铁。上官吕氏在莫言笔下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她对儿媳妇鲁璇儿的苛刻和斥责，不绝如缕，嫌弃她母鸡不下蛋不生孩子，嫌弃她一连生了七个女儿偏偏不生男孩，断了吕家的血脉。在许多年间，她成为鲁璇儿摆不脱的梦魇。她对家人的刻薄登峰造极，农忙时节，村里人都要改善一下家中伙食，给即将投入夏收的家人鼓鼓劲儿，上官吕氏买来一堆肉骨头，把肉骨头放到石臼中砸碎了给全家人包饺子吃。但莫言深谙写作之道，美人必有一陋，丑人必有一俏，一拗必有一救。上官吕氏打铁的场景，就显得那么气势不凡，霸气十足——上官家世世代代家传铁匠手艺，到了上官福禄和上官寿喜，两代男人都孱弱不堪，上官吕氏只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但承续了上官家的家传技能，还以其剽悍泼辣，成为村中一景，引来很多人的围观——

　　我的本意，是要进行文本细读，所以才不厌其烦地做了许多的引述。同时还想在小说叙事的层面上做出一些新的开掘，因此注意到较多的理论资源。这两者，正好表现出我做研究中的两个特点：其一，贴近作家作品，深入文本内部，兼顾到作品的生活内容与艺术层面，注重其审美特性的一面;这就是我常说的，把文学当作文学，而不是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附庸。其二，作为学院派批评，要充分地重视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文学的理论，就没有文学的运动”——这是仿照列宁语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而造出来的——不断地汲取各种理论资源，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不揣浅陋，写在这里，求教于大方之家。

　　注释：

　　①②[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97、93页。

　　③莫言：《麻风的儿子》，《与大师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④赵勇：《“吃饭哲学”是一种国家哲学》，光明网

　　⑤温铁军：《亿万农民三次救中国》

　　⑥莫言：《地主的眼神》，《收获》2017年第11期。

　　⑦[古希腊]荷马：《荷马史诗》(上)，陈中梅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422页。

　　作者：张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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