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 灾难文学是灾难记录与延伸，是对人类心灵的折射和对人性的透视。 通过对《天乳》《云中记》两部灾难文学作品中灾难书写的研究，从生命自然的传统与改变、美学理念下的叙事和灾难文学精神疗救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层层深入，挖掘人性复归的可能，以探究灾难后时
【摘要】 灾难文学是灾难记录与延伸，是对人类心灵的折射和对人性的透视。 通过对《天乳》《云中记》两部灾难文学作品中灾难书写的研究，从生命自然的传统与改变、美学理念下的叙事和灾难文学精神疗救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层层深入，挖掘人性复归的可能，以探究灾难后时代灾难书写应有的理念与创作意义。
【关键词】 人性复归; 《天乳》; 《云中记》; 灾难书写
灾难后时代，曾经灾难文学中隔靴搔痒般单纯的“悲剧性强化”已经令人麻木，更不能引起对灾难的反思或对人性进行救赎。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书写灾难、什么样的审美维度去铭刻灾难、什么样的方式去彰显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千百年不变的精神实质，或许可以从《天乳》和《云中记》这两部基于汶川地震进行创作的小说中找到答案。
一、生命自然的传统与改变
生命与自然是灾难文学绕不开的创作题材，在《天乳》和《云中记》中，作者们不约而同地都表达出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并将人类与自然交融，在书写中呈现出某些统一的、共有的气质。 “自然—文化”一体化的意识下，生命崇拜容纳了从原始自然而来、印刻在基因中的生存传统，并通过灾难将这种传统具象化、激烈化，以情节为载体展现。
(一)生命崇拜与敬畏
《云中记》中的祭师阿巴有两项职责：祭礼山神与安抚鬼魂，这两项职责既是阿巴重新回村的原因，也是小说的叙事中心。
如果说祭山神是对自然及其相关想象的敬畏，那么招魂就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阿巴接受的科学教育让他崇尚科学，一直怀疑鬼魂是否真的存在，而老祭师的教学又让他产生了动摇，他是被民众推着走上招魂这条路的。 老祭师说：“变了鬼了还老不消失，老是飘飘荡荡，自己辛苦，还闹得活人不得安生嘛。 告诉他们不要有那么多牵挂，那么多散不开的怨气，对活人不好嘛。 ”[1]可见，安抚鬼魂实质上是安抚在灾难中丧失亲友、迫切需要心理安慰以求活下去的村民，这无疑是在另一层面上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
至于生命崇拜，《天乳》中多处暧昧隐晦的与生殖器相关的比喻，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原始气息十足的世界，在天乳寨中，生命崇拜被直白地表现为男女之间的神圣结合。
天乳寨得名于醉僧传说，寨民淳朴且蒙昧，生平最看重的便是根脉传承，小说中多次提及的“根脉”及其传承是寨民们最关心的事情。 在遭遇灾难之后，这种平时不足为奇的生命力量就会陡增。
作者在文中对于死亡的群体性描写，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既合了天乳寨的传统思想，也暗示了根脉传承遇到的危机。
一场灾难过后，天乳寨中不再有那么多两情相悦，更多的是情绪的互相安慰和情感缺失的弥补，延续“根脉”的焦虑和恐惧在众多难题中凸显出来，家庭重组和生儿育女成了首要问题。
上古洪荒时代迁移至今，人类始终忙于复刻和遗传。 灾难的确会给人的观念带来改变，可对于生命的敬畏与崇拜、对灵魂安抚的需求等，都是根深蒂固且很难改变的。
(二)自然与人类交融
人与自然的互通是《天乳》的写作主题之一，作者邹瑾将视点投射到山中众多生灵上，以展现地震对人与自然的共同影响：大地震发生之后，山上的生灵失去了栖息的家园，不得不跑到寨子中躲避灾祸; 凶猛的野兽失去了往日的攻击性，反而表现出不该属于野兽的脆弱与悲情。
除此之外，天乳寨民对于生灵态度的前后转变，也令读者深思：灾难发生前，打猎是谋生的好手段，猎户袁双眼对于山中生灵的态度简单而直白，夺取它们的生命几乎不需要犹豫; 性饥渴的麻牛甚至对着动物发泄自己的欲望。
而在灾难发生时，“四目相对，人兽都睁大眼睛对峙着。 要是在平常，范玉玺早操起根棒追了上去。 自己已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此时内心充满着对生灵莫大的怜惜和无言的哀伤。 相互对视间，范玉玺看见那绿色狼眼里有蒙蒙泪光在闪动”[2]，范玉玺与狼的相遇凸显出人性与自然在命运上深层次的交融。
《云中记》中，阿巴作为苯教的祭司，在灾难事实面前始终秉持着一种尊重和认同人与自然都必然承受苦难的价值观念，人与自然之间并没有因为灾害而形成对峙姿态。 谢巴一家因身染麻风病而遭到放逐，他们自愿接受这一决定，搬离集体生活区，住进雪山下的小木屋中。 即使他们拥有的牛羊已经可以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可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手艺与村民交换生存资料，完全地顺从自然。 他们的生活具有理想性特征，在市场经济时代，这家人更像一种回还，深入自然深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范本。
在灾难面前，人与自然同命相哀，灾后众人与动物的关系等到了改善，獐子不再是害人的獐子精，狼也不再是谋夺人性命的凶兽，观念在这中间转变，人性在灾难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换来了神性的莅临。
二、美学理念下的叙事
大多数纪实性灾难文学作品会大肆渲染突发性灾难给人类带来的苦痛、展示死亡的景象和无辜生命的罹难，而《天乳》《云中记》这两本小说却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与冷冰冰的死亡数字、惨烈现场的反复纠缠，另辟蹊径让美学出场去淡化目的，充分展现过程，触碰生命的脉动。
(一)边缘场景与陌生语言
灾难情景的描写和情境的构建是灾难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关系到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度以及灾难文学作品的深层审美表达。 《天乳》和《云中记》在灾难场景的描写方面，回避了赤裸裸的死亡数字和惨烈现场，拉开一定的距离，继而表达不可抗力灾难给个体命运带来的突变。
小说中对于数字之类直白的数据表达少之又少，镜头很少聚焦在灾区受难现场的死亡、流血上，而是全景、宏观统摄全局，用诗意进行催化，构成“边缘情境”。 在目睹他人死亡、自己的死亡具有不确定性的时候，个体开始质疑甚至否定原来的生活，对原有的规范与价值尺度、自我认知等产生强烈的抵触、反叛情绪。
“边缘情境”的构成需要叙述语言的“陌生化”加以催化表达效果，两者相辅相成。 “陌生化”理论的实质在于，设法增加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让读者重新思考、审视，达到延长审美过程、增强审美感受的目的，日常生活中，个体认知水平受制于现实生活，个体少有思考“边缘情境”的价值与意义。 个体的惨烈只能让人产生怜爱之情，触目惊心的集体悲剧更能引起哀恸的共鸣。
《天乳》《云中记》都在民族之上架构背景，运用一些新奇的隐喻、象征和暗示，造成与日常语言、传统文学语言的疏离，从而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在瞬间造就一种奇异的“陌生化”效果。
因为被催化后的情境会显得异常广阔，所有诗意的感觉都脱离叙事意念约定的故事意义，偏离了现实的可能性。
地震之后的种种破碎、苦难和惨烈被包裹起来，读者能感受的是潜藏的蓬勃生命力，难分真假、带有不真实的故事感，使读者接受度提升。
(二)典型个体的灾后蜕变
抛却冰冷的数字和惨烈的灾难场景，美学理念下灾难的叙事对象是真实的人，包括人性反映与民众情绪表达。 叙事不应该压制故事，相反故事应当融解叙事，灾难文学中悲剧手段并不是为了刻意堆砌悲剧效果，而在于揭示事件的真实寓意，即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千百年传承的精神。
大量灾难文学不能够被记住的原因在于只写出了正面而单一的人性。
如果仅仅是隔靴搔痒般对痛苦轻描淡写、展示崇高理念，会消磨人性大美，让市场经济的浪潮吞没民族精神的实质。
人性之复杂，很难仅以“善”“恶”界定，《天乳》《云中记》选择通过典型个体的蜕变，经由灾难前后的对比，展现出他们在“后地震”时代的转变，对人性进行深层的挖掘和表达。
《天乳》的主角范玉玺在震前是寨中颇有威望的雄健男人，大地震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让他的生殖能力受到了极大影响，在多方帮助下才艰难恢复; 原始欲望旺盛的麻牛多次强占寨子里的女性，连年老的驼背都不放过，大地震发生时怀里还抱着女人，震后却用生命保护了植物人袁水儿，死前表达的也仅仅是对“根脉”传承的朴素执念。
复杂的人性是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底蕴。 人是矛盾的复合体，在特殊境遇中的变化会迸发出奇幻的色彩，反映震后个体心灵的成长、人性的复苏，流露出真实且自然的人性之美，生成了灾难文学最本质的审美表达，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蓬勃的生命力。
三、精神疗救与人性复归
文学审美活动与国民精神需求密不可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 ”[3]意在指出文学应成为时代精神的展示。 贪生怕死、趋利避害是人无须回避的本能，也是灾难文学必要的表达内容，这就使得灾难文学更应该在展示本能的基础上，对国民精神进行疗救，促成人性的复归。
(一)国民精神疗救
鲁道夫·阿恩海姆指出：“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 ”[4]
2020年《鼠疫》《花冠病毒》等并不通俗的文学作品突然畅销，这或许可以说明国民想要从文学中获得的，是字里行间无意识作用于接收者精神需求上的满足，试图在现实冰冷的增长数字中，找寻到理想的未来。 灾难本身并无任何崇高价值可言，因为它只是造成了破坏和毁灭，只有对人性进行真实的反映，对民众情绪进行真实的表达，灾难文学的疗救才得以展开。
人类通过艺术面对历史是流传已久的疗救方式，灾难文学的疗救方式可以总结为替代性救赎。
惶恐和埋怨对于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灾难是无意义的，最终需要创伤主体进行自我阐释和疗救。 作为灾难的亲历者，文学创作者和每一个经历过灾难的人一样，在身边大多数人离去之后，会承载着其他人的生命走下去，即使日后回归正常生活，偶尔还是会产生恐慌。
阅读灾难文学作品时，在灾难中同样失去亲人、受到创伤的读者能够在二次创作中看到主角们的选择和自己走出困境的可能，思考存在的现实意义。
《云中记》中的阿巴在学会超度亡魂后陪着云中村沉入深渊，这是殉道者的救赎行为; 《天乳》中的范玉玺继承了大多数人期盼的“活着”的愿望，带着村寨进行改革，向美好的生活前进。
两种不同的选择，正是两种答案，鼓舞生存意志、引导国民抬头向前看，将灾难作为警钟藏在心底，缓慢而细密地进行精神重建。
(二)呼唤人性复归
灾难是人类永恒的精神母题，然而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灾难文学在中国才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学概念被提出，作品数量呈现爆发性增长的趋势，近几年却逐渐式微。
《云中记》的作者阿来曾表示：“苦难的成长原本可以把我变为一个意外的人，一个对世界充满仇恨的人，是文学的人性、人道及审美的光芒把我从幽暗的、甚至有点野蛮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中拯救。 ”[5]
创作者们相信作品的救赎力量，故将《天乳》和《云中记》写得温暖醇厚，在歌颂生命的同时也歌颂那片养育生命、带来灾难的大地。 这种救赎并非单一的、限制于某人某物的救赎之道，更是对人性复归的呼唤。
不论是阿巴重归乡村安抚魂灵、谢巴一家与自然为伍，散发理想光辉，还是仁钦理解政治体系、文化意义上的决定，抑或天乳寨民创办天乳菌业、放下对水儿草儿姐妹的成见，既有所坚守也有所放弃，以人为本，真切关注人民的苦乐冷暖。 此时作品的救赎力量有了更宽广的意义，基于此进行国民精神架构，人性的重新观照也得以实现。
灾难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展示，是在突发性危机面前最真实的潜意识的表达，具有其他文学难以达到的深度。 拥有这样人性的人物，作为典型表达民族不屈抗争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而获得蜕变和升华，确立新的价值观、体现灾难文学的价值，最终达到人性的复归。
参考文献：
[1]阿来.云中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37.
[2]邹瑾.天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7,30,56.
[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0.
[4](美)鲁道夫·阿恩海姆.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M].郭小平等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128.
[5]毛亚楠.《云中记》：大地并不与人为敌[J].方圆,2019,000(018):70-73.
作者简介：
叶鑫，女，汉族，江苏泰州人，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本科在读，汉语言文学专业。
董彦，女，汉族，江苏无锡人，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本科在读，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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