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父亲形象是余华作品经常描写的形象之一，父亲形象一直是余华写作中不可或缺的，并且这一形象还是沿着从隐约到清晰、从病态到完美的方向发展着。在余华所写的父亲中，宋凡平之后又出现了杨金彪。杨金彪(以下简称为杨父)这个角色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余
摘 要：父亲形象是余华作品经常描写的形象之一，父亲形象一直是余华写作中不可或缺的，并且这一形象还是沿着从隐约到清晰、从病态到完美的方向发展着。在余华所写的父亲中，宋凡平之后又出现了杨金彪。杨金彪(以下简称为杨父)这个角色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
关键词：余华;父亲形象;血缘
自鲧禹时期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确立[1]，父亲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就不断发生着变化。余华作为先锋作家总是能带给读者惊喜，在父亲的写作中，余华惊人举动之一便是冲破了血缘在亲情中的纽带作用。在新作《第七天》中塑造的父亲形象就令人耳目一新。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梳理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
一、血缘不再是亲情中的唯一纽带
我们知道，传统伦理道德注重自然的血缘关系，尊崇血缘的承继与由此而生的伦理约束，父子母女之间的亲情纽带主要靠血缘维系，这是天道也是人伦，千百年来芸芸众生正是以此繁衍生息。若在此人伦之外，人们能超越血缘关系而抚养非亲生的子女，则是大善大德大爱。这样的人倍受社会尊敬，也会因善举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充实与幸福。善和幸福不但不相互冲突，反而可以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善就是幸福，我们在满足自己的要求或现实理想的时候总是幸福的。在善的背面一定要伴随着幸福的感情[2]。阅读余华那些超越人伦之常的小说常常在我的内心涌起善与幸福的情感暖流。
在《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中，同样是父亲，并且抚养着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子女”，三位父亲的际遇大相径庭。也许余华是想以实际行动告诉读者，他要将已有的“父亲”打破、揉碎，重建父亲形象，或者说是在不断否定自己。《许三观卖血》中的许三观与一乐并无血缘，但仍在注入亲情，最终这位老父亲没能在现实社会与传统道德之间获得平衡，或者说余华没能冲破自己，这种无血缘的亲情试探以告吹结束。接着，《兄弟》中的宋凡平对李光头的感情，绽放出父亲的光彩。在这里，作为个体人的宋凡平，可以摆脱血缘的羁绊，给李光头以亲生父亲般的爱。然而，这种父爱探索只是一次短暂的尝试，在写作过程中，对这种温情式人物的转型需要谨慎，所以只用了较少笔墨，并且宋凡平的温情形象站立起的那一瞬间便倒下。对于宋凡平式的父爱，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完美父亲形象的一次探索式的实验。杨父这个形象凝聚了好父亲的多种元素，展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个体价值，借以呼吁世间的大爱，激发人内心深处的善。世人往往把自己的理想的实现及要求满足与利己主义及任性相联系。然而对我们来说，自己内心深处对亲情的呼唤具有巨大的威力，它是人性中最庄严的东西[3]。余华给了杨金彪“一天”时间，杨金彪在“一天”的文本时间中，思绪要跨越20多年：对于一个毫无血缘关系“弃婴”的悉心抚养，面对婚姻和“亲情”最终选择了杨飞，对找到亲生父母找到杨飞选择淡然放手。与《十八岁出门远行》父亲从头至尾的缺席不同，虽说寻找父亲始终是贯穿着余华作品的主题，但这次杨父的形象与以往的父亲相比，虽无血缘关系，距离感反而减少，幸福感反而加强。杨父与杨飞在一起的幸福时间，超过了余华作品中的任何一位父亲。杨金彪作为平凡人的崇高的例证，在付出的过程中，满足了自己对幸福感的渴望。然而这种幸福感与血缘无关。加之没有女性的直接介入，单纯的就是以父与子的关系，这使无血缘的父爱得到双倍彰显。这令杨父形象在读者心中瞬间高大起来，丰富了血缘以外人与人之间关爱的内涵。
二、父亲身份的超时空重建
父亲象征着力量，是整个家庭或者整个家族的掌舵人，坚强、勇敢、无所畏惧是多数人脑海中的父亲形象。《活着》中福贵这个人物，在成为父亲之后，看似逐渐主宰了这个家庭，但在经历无数磨难后，父亲的权利实为“虚构的权威”尤显得苍白无力。在这里，余华想要展示给大家的，不会只是一个家庭的苦难史，而是在父亲的塑造中，把父亲也会有的脆弱、悲伤、无力感同时展现出来，增加了父亲的完整性。再看《第七天》，杨金彪作为父亲，有力量的一面兼备温情的一面，余华把杨父塑造成了一个理想的父亲形象。如果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试着比较福贵与杨金彪，杨父第一次与杨飞相遇的年龄，是二十出头，相对于福贵初为人父时是更加年轻的，所以重建的的第一步便是年龄。这两部作品写在当下，都是回溯以前的故事。相对福贵这种父爱的无力感，余华在近期重新塑造了一个几十年前的“新父亲形象”以个体的蓬勃力量，直面困难的勇气，面对生死时的平静和魄，力杨金彪是对其以往父亲形象的一次颠覆。第二，重新建立属于父亲的幸福感。《活着》中福贵身边是有女性存在的，《第七天》杨金彪承担起双亲的责任。福贵没有因为家珍在身边而加快分解掉身上的压力，在这种女性的弱化和缺席的情况下，杨金彪可以把杨飞抚养成人。文本中杨金彪要比福贵更坚强，更幸运。余华在杨金彪身上实现了：孩子作为父亲的希望能够陪伴父亲，父亲能拥有完整抚养孩子的权利，享受完整的亲子之乐，加强了幸福感，这是余华创作中父亲形象重塑的亮点。第三，父亲形象的崛起。阅读《活着》很难因幸福由内而外的产生感动，父爱也象征一种责任感，事关家庭也事关社会福贵一家人在苦难的漩涡中疲惫不堪。除了物质上的缺乏，精神上也十分贫瘠，占了大量篇幅的苦难描述，而父亲与子女的温情画面十分少见，庆霞因为福贵的缺席变成聋哑人，有庆则是在打骂中成长起来直至夭折。阅读《第七天》虽结果悲凉，在杨氏父子的生活中，可以捕捉到物质并不充裕的情况下，精神轻松惬意的感受，在杨飞“这一天”的回忆中的前半段，起了为余华之前父亲形象疗伤的作用，改变了福贵那种“无为”的父亲形象，在重建的过程中引发人的思索。重建意味着缺乏，这种硬汉的父亲形象，是否是代表一种力量的缺乏，或者是一种力量的召唤?先锋作家作为时代先行者，作为其中一员余华始终是没有忘记自身的使命，这种创作方法的改变如果说成是与传统写作模式的和解，不如说是重建，在重建中给读者以暗示，暗示对父亲归来的渴望，建构强有力的父亲形象，希望胸怀大爱的父亲形象深入人心。
三、在哀感中体会“智齿”的疼痛
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学、诗学、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物哀有着持久的生命力”，从读者的角度看，就是要“知物哀”(物の哀を知る)[4]，早期的写作中受川端康成影响的余华，在人物塑造上更丰富的追求。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无疑是众多读者心中的一颗“智齿”，父亲形象本身与智齿毫无瓜葛，把智齿式的疼痛隐藏在文章细部，使这颗智齿留在读者心中不忍拔去，苦难中的父亲是余华塑造父亲形象的一大特点。这种绵密细致的隐痛显然不是余华创造出来的，而是有所经历、有感而发的真情流露。余华作为一个“孤独者”的个人悲伤，常把悲哀，痛苦，无奈的父亲形象整合、梳理、分享给读者。例如：《第七天》中，余华对于杨氏父子的主要着力点并不是展示以苦难为主，如果说余华是为了单纯用苦难来解读，便只能看到余华塑造父亲形象的冰山一角，通过这种平凡人的崇高，从苦难的漩涡中暂时逃离，向读者展示平凡生活中的花絮，拨动读者的心弦，借以产生共鸣。杨飞的整个成长历程大部分时间是在杨父的关怀之下，走着舒缓、温和的慢节奏;杨父生病紧接着失去房子，笔锋霎时转为急促、凌乱快节奏，把苦难、迷茫一次性闪现给读者，前后有对比，温馨和痛苦都可以使人心生感悟，是比较客观的在阐释和讲述，这里既有父亲年轻时的敢于担当，父与子的美好回忆。同时具备年老时“老无所依”的悲凉，父与子的生离死别。文思细腻，不乏张力。借用本居宣长的话“每当有所见所闻，心即有所动。看到、听到那些稀罕的事物、奇怪的事物、有趣的事物、可怕的事物、悲痛的事物、可哀的事物，不只是心有所动，还想与别人交流与共享……对所见所闻，感慨之，感叹慨，悲叹之，就是心有所动。而心有所动，‘就是知物哀’”[5]。杨父捡到火车生的孩子这种具有猎奇色彩的情节，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新奇的事，让人心有所动;杨父去“丢弃”杨飞，返之又找回杨飞的情节，荡气回肠;这些较之以往余华笔下的父亲形象更加积极，又足以使人内心产生震颤。父与子死后的相遇，绝对是既新奇有悲痛的情节，在这种作品面前，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在不知不觉中“知物哀”了，余华带着“真正的知识分子”[6]的敏锐性去感知和领悟，把作者和读者的距离拉近，以一个同行者的身份导引大家思考，去体会作者的情感，并给与思想上的反馈，这也是余华的成功之处，这种写法为读者思考留下空间，带动读者去领悟和感受。带着先锋意识的余华，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另一个侧面，去了解身边的事物，增加对社会的关注，去创造机会成为杨金彪那样的平凡人，复制出更多的人文关怀。
在余华的作品中，父亲形象的种种颠覆和消解表达出对生命的独特领悟，带着先锋作家具有的独特而多元的感知方式，先锋性叙述模式，回应着传统的叙述模式。这种“陌生化”的叙述方式不仅仅是带来新鲜感，而且带来余华对父亲形象，以至亲缘关系的一种重新解读，对现实社会博爱的新探索。
参考文献：
〔1〕王宇信.鲧禹是夏民族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标志[J].人大复印资料，1990(7)：31.
〔2〕〔3〕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8，108.
〔4〕〔5〕本居宣长.日本物哀[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7，7.
〔6〕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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