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澜沧县各民族拜年仪式被激发出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与时俱进圈层化迭代共生为各民族共同的给政府拜年与各民族互相拜年的公共节庆活动，生动诠释着一个千年跨越，鲜活完整地展现了一个从知寨不知国到一心向党、团结到底的历史性转变。
摘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澜沧县各民族拜年仪式被激发出全新的时代生命力，与时俱进圈层化迭代“共生”为各民族共同的给政府拜年与各民族互相拜年的公共节庆活动，生动诠释着一个“千年跨越”，鲜活完整地展现了一个从“知寨不知国”到“一心向党、团结到底”的历史性转变。追根溯源，拜年仪式的现代转化，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双重进路的产物，印刻了“国民身份建设”与“民族团结建设”双重进路在西南边疆的实践过程，彰显了“国家在场”的深刻内涵。而中华民族的建设实践又不断推动着各民族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认同转换与重构。正是“国家在场”与“认同转换”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现代性转化的拜年仪式，被赋予丰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拜年仪式;现代转化;国家在场;认同转换
一、问题的提出：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越来越刚性化的国际竞争，将承载着伟大梦想的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成为历史性选择，具有特殊紧迫性与极端重要性。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已有研究中，政治学倾向于建构论视角，强调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如族际政治整合、同质性的公民身份建构等，来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人类学侧重于从文化本体的视域，即从尊重文化的多元化、包容差异性的和合思想，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学倾向于从历史文化源流的角度，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发展与演进逻辑。
其中，政治学倾向于“一体”，人类学倾向于“多元”。而政治人类学，则试图将政治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视角有机融合起来，立足于“多元”文化底色以及文化的现代转化来实现“一体”建构。也就是，在自上而下建构的同时，要充分结合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多元文化底色。
多元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替代的内生资源，有助于将抽象的国家符号与中华文化符号经传统文化的纽带变得更具象化、更形象化、更生活化，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从而使中华民族的认知、理念、意识、情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多民族国情与多元文化底色下，能否将自上而下的一体化建构与自下而上的内生文化资源这两种路径有机结合起来，将“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相结合”②，关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仪式，作为一种古老普遍的文化现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其主要通过“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③，实现价值的灌输、延续与整合。关于仪式研究，至少有以 下三种视角：
一是人类学的视角。19世纪末至今，人类学关于仪式的研究浩如烟海。往往以传统的仪式类型学分析为基础，侧重仪式的文化象征，以及仪式对地方性秩序的生成作用，并形成了以特纳(VictorTurner)、格尔兹(Geertz)等为代表的象征学派，以爱弥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eiliffe-Brown)等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等理论流派。国内仪式研究多从具体仪式的案例研究着手，探讨仪式的象征、地方性秩序生成、民族国家产生发展进程中仪式的社会变迁等问题。
二是政治学的视角。与人类学偏好传统仪式研究相比，政治学侧重关注现代社会的象征行为，且将政治仪式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侧重研究政治仪式的“政治”性。最早可追溯到亚伯纳·柯恩(AbnerCohen)，他在20世纪70年代着重分析了象征行为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①之后的大卫·科泽(DavidKertzer)将政治仪式作为政治过程分析的重要视角。
②国内政治仪式研究起步较晚，代表人物如王海洲，他系统探讨了政治仪式中的权力生产与再生产问题;③此外，也有关注政治仪式的功能变迁、政治仪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④等问题。三是政治人类学的视角。现代国家治理既要维护好由国家意识形态所运用的政治仪式，也不要忽视历史上传承至今、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民族民间传统仪式。我国有着丰富的传统仪式资源，虽然现代化进程中一些传统仪式已消弭于历史尘埃之中，但还有大量传统仪式依然得到有效传承，甚至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不仅是凝聚社会团结与维持地方性秩序的重要文化纽带，也是现代国家治理十分难得的象征性资源。
而人类学受文化研究路径的依赖常拘囿于一个狭小空间，多关注其生成性，而对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这些仪式被赋予的新的时代属性与国家治理的内涵关注不够。欲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须从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将政治学与人类学有机融合起来，由此形成的范式，也就是政治人类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侧重：一是关注传统仪式的现代转化问题，即如何在扬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二是从现代国家建设整体进程这一宏大政治环境与过程中去揭示传统仪式的现代转化机理;三是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挖掘传统仪式的功能及其创造性利用。本文正是从政治人类学这一视角所作的研究尝试。
选取了云南省澜沧县拜年仪式为个案。之所以选取这一仪式，是因其现代转化极具典型，实现了“再生”“互融”与“共生”三重维度的现代转化。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位于祖国西南边陲、中缅边境沿线，行政隶属于普洱市———“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诞生地，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9%，其中拉祜族占总人口的435%”⑤;也是典型的“直过民族”地区，是“全国‘直过民族’区域最大、人口最多县”⑥，诸如拉祜族、佤族、布朗族、景颇族等民族均是“直过民族”;此外，还生活着汉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等民族。各民族在“誓词碑精神”感召下，一心一德，团结到底，自觉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二、田野中的仪式与分析框架
(一)拜年仪式现代转化的场景呈现：“再生”“互融”与“共生”结构“再生”，即在承续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再生”出敬拜国家仪式;文化“互融”与“共生”，即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拜年仪式又从族内互动圈层化迭代“共生”为各民族共同的给政府拜年与各民族互相拜年的公共节庆活动。
1在承续中“再生”：由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拜年是我国各民族辞旧迎新传统节日的重要习俗。历史上，澜沧各民族拜年习俗在体现共同性的同时，也呈现文化的多样性，诸如拉祜族、佤族、布朗族等“直过民族”中，除各民族共同的给父母长者拜年之外，还要向家族头人、村寨头人或是寨际间相互拜年。尽管习俗多样，但都反映着共同的长幼有序、孝老爱亲、团结和谐等伦理共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拜年仪式在传承传统习俗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地“再生”出全新的敬拜国家仪式，并率先发起于拉祜族等“直过民族”中，其拜年对象同时向“村两委”、驻地部队、学校等作为国家象征的组织体系延伸。常以村委会为单位，由拉祜族等“直过民族”的各族各寨群众自发组成上百人的拜年队伍，通过敬年礼、民族传统礼节、大联欢等形式，向“村两委”、部队、学校等拜年。
2在再生中“互融”：由族内互动走向族际交融
一是各民族共同参与。向村干部等拜年率先兴起于拉祜族等“直过民族”当中，由于拉祜族在澜沧县人口最多，“直过民族”人口众多，“直过民族”文化又对其他民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又互融共鉴，因此，在多民族组成的村委会，汉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等民族也一起参与到拜年队伍当中。不同民族用各具特色的多样化传统歌舞共同表达拜年仪式的国家认同内涵共性。
二是元素互融互鉴。澜沧县各族群众在嵌入式生活、经济上互帮互助、血脉相连相通的环境下，在文化上也相互影响与互鉴，共同分享着诸多价值共性。其中，民族歌舞是各民族试图用传统文化符号表达热情致敬的重要载体与方式。诸如跳芦笙舞与神鼓舞，不仅是拉祜族表达吉祥幸福的重要习俗，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环境下，这一习俗也成为佤、布朗等民族的共同习俗。
3在互融中“共生”：由地域文化走向各民族大拜年的文化共生
除村一级之外，拜年仪式还进一步从乡以及县的层面进行圈层化拓展迭代，“共生”为各民族共同的给政府拜年与各民族互相拜年的公共节庆活动。一是各民族共同给乡委乡政府、县委县政府拜年。其中，乡一级拜年由全乡各民族共同参与，常于大年初二举行，主要环节由“迎接、聚合、敬贡品、乡领导致辞、跳芦笙舞、分贡品、讨福、分神谷等活动组成”①。
较之于村、乡一级，县一级的圈层化迭代场面更为隆重壮观。常于大年初三这一天，届时全县各民族纷纷组成拜年团，相约来到葫芦广场，各民族相聚“在一起”向县委县政府拜年。不仅带来各地的土特产等年礼，而且以民族传统礼节、以盛大隆重的各民族大联欢的形式向政府拜年。二是各民族互相拜年。在给政府拜年之际各族群众也彼此祝福。人们手牵手，围成数个同心圆，唱团结歌、跳团结舞;而且，各民族也会跳其他民族的舞蹈、会唱其他民族的歌曲，大家一起“共乐共舞”，其乐融融。葫芦广场一片欢腾，已然成了歌舞的海洋、民族文化交融的盛宴。
(二)分析框架
拜年仪式何以会从族内互动走向族际交融与文化共生?又何以会在文化内涵上自发地超越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看，被赋予新时代内涵的拜年仪式既是历史延续的结果，但更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发展进程的产物。从本质上说，拜年仪式的现代转化乃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个根本问题紧紧关联在一起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现代转化的直接产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和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同时完成”②，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便从根本上支撑着民族国家的制度体系，同时，也需依照国族的内涵与时俱进地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使国族建设与国族构建前后相续”③，特别是要加强整体性与一体化程度，以凝聚国家力量，支撑现代国家建设。“建立一个强大的国族……这既是能否把国家建成真正民族国家的关键，也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根本所在。”④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接续国族构建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程也随之展开。基于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民族聚合体与国民共同体这二重属性，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事实上蕴涵着双重逻辑：一是基于“国民身份”②的国民整合，一是基于“民族身份”的族际整合。如果说国民整合的重点是同质性的“国民身份建设”，那么，族际整合的重点则是兼顾和保障以民族身份为基础的集体权利维护，以此促进和巩固“民族团结建设”。由此共同推动构成了“国民身份建设”与“民族团结建设”的双重路径。而拜年仪式的现代转化鲜明印刻了中华民族双重建设路径在西南边疆的实践过程，生动彰显了“国家在场”的深刻内涵。
根据政治文化基本理论，“国家在场”的中华民族现代建设实践，又不断推动着政治文化的“去地域化”与“去依附化”，并在潜移默化之中形塑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态度，使“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嵌入心田。这种政治心理上的“认同转换”，构成拜年仪式现代转化的根本心理逻辑支撑。“态度类型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在进行中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的基础，同时也被这些活动所影响。”③正是在“国家在场”与“认同转换”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现代性转化的拜年仪式，被赋予丰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下文将从“国家在场”“认同转换”“象征性资源”，分别论述拜年仪式现代转化的三重维度。
三、国家在场：拜年仪式现代转化的关系维度
(一)国民身份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国民整合维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建设的加强，首先就要求一种全新的政治身份也就是国民身份作支撑。基于同质性国民身份的“全民一体”④，这是中华现代民族国家人口整合的根本要求。“对于每个人来说，现代国家认同是从其所拥有的公民身份出发的。”⑤在我国，历史上对包括澜沧县各族群众在内的社会人口的传统“臣民”身份的改造，与当代全新的“享有国家保障权利的自主的社会行动者”⑥的“国民”身份的塑造，伴随着我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与发展而不断推进。
第一，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澜沧各族群众国民意识的塑造。历史上，在“守中治边”观念与“以夷制夷”“因俗而治”方略的王朝族际整合方式下，澜沧各民族常常有寨民意识而无国民意识，知“部落”而不知“政权”，有边陲观念而无边界意识，“脑中既无所谓家，更无所谓国”⑦。明永乐四年，澜沧县境属孟琏长官司管辖;1662年，孟琏土官归附清朝，置孟连长官司;1709年，孟连长官司升为孟连宣抚司。在被纳入土司统治范围后，政治关系上的变化也更多仅体现在：土司加封各部落首领与村寨首领，各部落与村寨首领向土司交纳贡赋并承担劳役地租;至于村寨内部管理，傣族等大小土司并不介入，村寨日常秩序仍由头人维系。直至近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治建设与救亡图存斗争的内外推动下，才逐渐促进了各族群众国民意识的觉醒。
一是，各民族的主权意识在西方列强瓜分掠夺我国领土与边界勘界等外部刺激下被迅速催生。诸如班洪抗英事件，当时澜沧各族人民配合“西南民众义勇军”，与班洪、班老等阿佤山人民并肩抗英;再如勐梭抗英斗争，“1936年，中英第二次会勘中缅边界，……1937年春，拉祜、佤、傣、汉等族人民一万余人，举着旗，敲着锣鼓，到中英勘界会议所在地勐梭武装示威。”⑧二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澜沧各族群众和全体国民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加快了内部凝聚。“1943年，……澜沧、沧源、双江一带拉祜族与佤、傣、景颇和汉族人民一起组成抗日游击队，奋起保卫祖国边疆。”①而国民意识的觉醒，也由此拉开了拜年仪式文化内涵逐渐“去地域化”的序幕。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澜沧各族群众国民身份的确立。一是，通过国家政权的一体化建设，国家权力全面深入边疆地区，从而建立起“民”与“国”之间直接的、本质性的联系;二是，通过民主改革，废除澜沧地区的领主制、土司制、奴隶制与山官制等。这对于澜沧各民族来说，具有全新的平等公民身份建构的历史性意义，此外对于人口众多的“直过民族”来说，还具有“一步跨千年”的意义;三是，1960年10月1日我国与缅甸联邦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由于国家界限的清晰化，以及在边疆地区深入开展政权建设，共同推动了澜沧各族群众国民身份的确立与边界领土意识的重构。而国民身份的塑造与持续建设，由此铺叙了拜年仪式“去地域化”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再生出鲜明的“国”的内涵的基石。
(二)民族团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族际整合维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建设的加强，同时蕴涵了“全民一体”与“多元一体”二重进路的有机结合。作为“全民一体”的补充，“多元一体”强调对以民族身份为基础的集体权利保障，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这一民族团结进路在澜沧有着鲜明的注脚，并成为激发和赋予拜年仪式全新时代生命力的重要逻辑。
第一，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时期，国家通过政治制度、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等机制，实现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扶持民族地区发展，推动澜沧各民族对国家政权的认同。一是，开启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历史的新纪元。
一方面，设立民族事务机构、民族工作队及调解委员会等，通过耐心细致的民族工作，逐步消除因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另一方面，还通过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邀请少数民族代表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等方式，从而更加坚定了少数民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心，而且他们还将这种信心以盟誓立碑等形式表达出来，最典型的就是1951年普洱所立的民族团结誓词碑。二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各民族对新生政权的认同。1953年4月，②拉祜族人口分布最为集中的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正式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使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了主人。
三是，通过民族政策，扶持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新中国成立时因多种社会形态并存，其中，对于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拉祜族、③佤族、布朗族等，采取“直接过渡”方法。通过派驻工作队，传授新的生产技术，改变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无偿提供农具、种子、粮食等基本生产生活用品，鼓励群众接受国民教育等，帮助“直过民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此外，还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民族扶持政策，推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发展。
正是因为国家的大力帮扶，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对家庭成员的全面呵护，这些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地激发出拜年仪式全新的时代生命力，它开始超越以往一切对“部落”“民族”的传统依附与认同局限，与时俱进地绽放出动人心魄的国家认同之花。人们相约把芦笙吹到了村委会、吹到了部队、吹到了学校，用寓意吉祥幸福的芦笙歌舞、用虔诚的“洗手礼”，架起了军民团结、干群和谐的一座座“连心桥”。
第二，在中华民族富起来的时期，国家通过精准扶贫等政策，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巩固澜沧各民族团结融合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通过系列民生工程，诸如“兴边富民工程”、边疆“解五难”等，持续改善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平。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后，精准脱贫政策的全面实施，使作为云南省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的澜沧县在社会形态上“一步跨千年”之后，又进一步从物质层面也实现了“千年跨越”。
2019年末，澜沧县“提前一年达到整县‘脱贫摘帽’标准”，其中，拉祜族、佤族、布朗族等“直过民族”于2020年4月“实现整族脱贫，真正实现了全国‘直过民族’区域最大、人口最多县‘一步千年’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澜沧奇迹”④。仅仅用了70年的时间，这些“直过民族”就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刀耕火种、居山岩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原始生活发展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都过上了屋舍井然、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这些幸福感与获得感，更是空前强化了各族群众对国家的热爱、自豪、效忠与拥护。“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正是人们内心空前高涨的国家认同感，进一步推动了拜年仪式的圈层化迭代。不同村委会、不同乡镇的各族群众纷纷相聚在一起，相约把芦笙一起吹到了乡政府、一起吹到了县政府，用纯朴的民族礼节，唱响了中缅边境沿线“一心向党”的动人时代乐章。
第三，在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现阶段，在澜沧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传统上，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普洱自古以来就有各民族共生共融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嵌入心田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感召、蔚然成风的“宾弄赛嗨”互助传统等，这些又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走实走深;而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又进一步夯实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坚实物质基础。
在这些积淀上，普洱在加强兴边富民的同时，注重坚持中华红色基因的传承发展，“成立云南省第一所民族团结进步干部教育学院”①，在2018年12月29日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市”之后，不断创新载体与方式，全方位打牢各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持续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正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推进中，与时俱进地激发出拜年仪式的时代生命力，不仅从族内走向族际，而且盛开出璀璨夺目的民族团结之花。不同的民族服饰交相辉映、不同的文化元素互融互鉴，不同的民族歌舞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生动诠释着对伟大祖国的认同与中华民族一家亲内涵。
四、认同转换：拜年仪式现代转化的心理维度
(一)从传统的村寨头人认同到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第一，历史上对村寨头人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前，无论是作为代理人的土司的权力，还是国家的直接管辖权，都未曾进入寨子内部。村寨头人是村寨最主要的管理者。因头人具有较高的个人声望，深谙本族群文化传统，或因其原始民主制的管理方式，从而深受人们认同。
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澜沧各族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深厚认同。其中，掩映在深山峡谷的一面面五星红旗，这些都是各族群众内心深处家国情怀的深情告白;不仅如此，各族群众还纷纷把这种认同感转化为守土固边管边护边的情怀与实际行动;此外，人们也用歌曲如《拉祜人民心向党》《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来感党恩颂党情。这些都是澜沧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认同空前高涨的生动诠释。从根本上说，正是对伟大祖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认同，成为拜年仪式绽放全新时代内涵的根本心理逻辑支撑。特别是当各族群众敲起锣打起鼓、载歌载舞、欢天喜地、其乐融融、而且自发自觉地向政府、部队、学校等拜年的时候，这不仅诠释着一种无比自豪的国家共同体意识、也歌颂着一种党与各族人民心连心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从民族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
第一，抗日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历史上，澜沧各民族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渐凝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但是这种认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在状态，直至近代救亡图存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澜沧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从自在走向自觉。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觉醒走向牢固。
新中国成立以后，澜沧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最典型的象征符号就是民族团结誓词碑。1951年1月1日，普洱专区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组成的观礼团返回云南后，便一同歃血盟誓：“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②
民族团结誓词碑，不仅是国家认同的标志性象征符号，也是云南民族关系翻开历史新篇章的重要标志。在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感召下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持续建设下，各民族自觉为“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得到持续强化。而“共同体”意识正是拜年仪式得以“互融”与“共生”的重要心理逻辑。当各族人民手牵手，围成数个同心圆，“和着芦笙、唢呐、象脚鼓和三弦等乐器载歌载舞，彼此祝福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家和事兴”①的时候，不仅展示了各民族血脉相连、和谐共生的生动景象，也展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浓氛围。
五、象征性资源：拜年仪式现代转化的功能维度
在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必然性与极端重要性。各族群众越是能“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②，就越能为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保驾护航，也越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铸牢?民间仪式即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纽带与内生机制。经“再生”“互融”与“共生”的澜沧各民族大拜年仪式，不仅是“直过民族”历史性跨越的一面镜子，是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的一面镜子，而且，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地方文化资源。
六、结语
本文试图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路径，选取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拜年仪式为个案，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进程深入分析了其现代转化的机理及其功能。从案例分析可见：
第一，拜年仪式的“再生”“互融”与“共生”，是在国家治理实践与族裔群体文化自觉的交互中实现的。其在现代转化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时代生命力、生机与活力，强劲、闪烁，令人震撼!它用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浓氛围，用民族文化交融的盛宴，默默诉说着一个伟大飞跃，一个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并生动诠释着一个千年跨越，一个从“知寨不知国”到“一心向党、团结到底”的历史性跨越。追根溯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双重进路在西南边疆的推进正是其现代转化的根源所在，而中华民族的建设实践又进一步推动着各民族在政治心理上从民族认同走向中华民族认同的认同转换。经由现代转化，拜年仪式被赋予丰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粘合剂与催化剂，具有春风化雨般的文化浸润意义。
第二，这个案例启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创造性地利用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生文化资源。诸如，70年来云南边疆各族人民一直弘扬的“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自发生成的“宾弄赛嗨”民族互助机制，等等，这些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文化遗产。
第三，这个案例也启发我们，内生文化资源作用发挥的关键就是要进行现代转化。也就是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现代表现形式，特别是要“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用喜闻乐见的方式，以人文化、大众化的形式，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心田、铸入灵魂。
作者：廖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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