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玛格丽特杜拉斯与张爱玲都是有着高度女性自觉意识的女性作家。杜、张两位独特的女性书写为她们各自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也在女性文学史中涂抹上了不可磨灭的色彩。从描述角度分析两位女性作家的战争和情爱书写，能更好地理解两位作家的女性主义书写特质
摘 要：玛格丽特·杜拉斯与张爱玲都是有着高度女性自觉意识的女性作家。杜、张两位独特的女性书写为她们各自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也在女性文学史中涂抹上了不可磨灭的色彩。从描述角度分析两位女性作家的战争和情爱书写，能更好地理解两位作家的女性主义书写特质，也能更深刻体会女性主义书写所蕴含的力量。
关键词：杜拉斯 张爱玲 情爱 战争 女性书写
杜拉斯和张爱玲两位女性作家从创作伊始便在作品中呈现出极大的女性自觉，她们从女性视角下笔来书写女性，用细腻的笔触描述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琐碎情感，即使是涉及严肃话题如战争，她们的切入点也仍然是女性的私人情感，立足女性的立场，使得她们更能畅所欲言、挥洒自如;也正因为如此，她们都曾经一度被主流文学和评论界所排斥，然而，随着杜拉斯和张爱玲在中国的“大红大紫”，“女性书写”这一说法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把杜拉斯与张爱玲并置阅读，可更为有效地理解女性书写及其特质和力量。
一、杜拉斯之“肆意”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全球性的理性沦丧和信仰危机，这种全球性的恐慌折射在多数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战事的恢宏再现及高度审视战后人之存在意义。在众多“大手笔”名著中，国家、民族及英雄是叙事的主旋律，个体的私人情感湮没于宏伟的爱国情感里，在强大的民族情感叙事话语中无迹可寻。
杜拉斯的四部作品涉及战争，她的悲愤与思考和独特的个人体验相互交织，最终以爱情和情爱的书写呈现出来——相对于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战争叙事，凡夫俗子的小情小爱便是细节——女性作家的情愫化为了文字，字字如血。
1959年，电影剧本《广岛之恋》问世，立即吸引世人眼球，来自影坛与文坛的评论褒贬不一。《广岛之恋》讲述一个平凡女子的爱与欲。在乱世之中，生命是重中之重，在传统菲勒斯的战争叙述中，关注的是理性、信仰等形而上层面。形而下的人之肉体与情爱向来是微不足道之物，如蝼蚁般不值一提;而杜拉斯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剧本/影片的开始，“只看见两个局部的身躯——头部以下，腰围以上——在蠕动，这蠕动也许是在性爱，也许是在垂死挣扎;他们的躯体上轮番布满了能致人死命的原子弹灰烬和露珠，以及性爱后的汗珠”。然后，镜头拉远，一对赤裸的男女出现在画面中，他们躺在床上，谈论广岛。这个开场，“在旅馆的床上谈论广岛曾正式纪念过的那些恐怖场面，这种亵渎的议论，是刻意安排的”，①6-8杜拉斯如是强调。在故事叙述中，杜拉斯以细致的笔触向读者展示女主人公的个人情感和身体感受，小人物的情爱凌驾于战争之上，个人的悲剧和情爱与战争的荒谬和血腥交替呈现，这是杜拉斯的“肆意妄为”：从女性的角度于战争中感受情爱，尔后在情爱中反观战争——恢宏的战争沦为琐碎情爱的背景，卑微的爱情承载着反战的声音。
《痛苦》——写于二战期间，发表于1985年的自传性日记体小说，“被西方评论家视为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中一部全新的作品”——杜拉斯详尽地记录了“我”在等待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丈夫罗贝尔时所承受的日夜痛苦煎熬。这种等待是让人窒息的煎熬，“我”止不住地想象他死去的场景：“在一条壕沟里，他的脑袋冲着地面，蜷曲着双腿，手臂摊开，奄奄一息。他死了。他的尸骨横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累累尸骨之间。整个欧洲天气炎热。公路上，在他的身旁，向前推进的盟军部队走过。他已经死了三个星期……”②158可与此同时，“我”却又相信他还活着并选择等他回家，这种等待，是“一种无时不在等待的等待，那是女人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的等待，也是世界各地的人正在等待着的等待：等待男人从战场回来”。②190最终，“我”等回了日思夜想的丈夫，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另一种痛苦：罗贝尔徘徊在死亡的边缘，集中营把他折磨成了“徒具人形的人”，②197心脉微弱、高烧持续、骨骼在干瘪皮肤下滑动的样子甚至排泄时的声音、排泄物的颜色和气味，杜拉斯都一一予以展示。细节如放置于显微镜下，每一次重现都映衬着乱世中渺小人类的忧愁、无助与焦虑。痛苦，是这部自传色彩浓烈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恶魔，折磨着作者和读者，以至于杜拉斯说：“我怎么能写下这我至今不知如何题名，重温时令我不寒而栗的东西。”②155读者和“我”一起等待、一同煎熬，感受着“我”——一个平凡的女子——的感受。有评论家认为：“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能把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感受写得那么深切动人。”②154在《痛苦》中，“我”最终身心疲惫，与他分开了，杜拉斯再次以女性的视角呈现了劫后余生的千疮百孔的感情，在她笔下的战争中，不见英雄、不闻颂歌，有的只是人性的脆弱，被寸寸放大。杜拉斯运笔是一贯的枯冷：没有重逢的喜悦、没有别离的悲恸、亦不见绝望的歇斯底里;死亡之神始终无情地注视着在茫茫苍穹下挣扎的生命，而绝望则如同它的先行者一般游走于渺小人类的生存空间。平凡女性的情爱再次折射出战争的残酷和荒谬。
琐碎细节为杜拉斯所偏爱，她在文字中一次次地以细腻笔触向读者展示女性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把杜氏文本中的细节删除，她所建构的文学大厦就会轰然坍塌。可她的丈夫罗伯特认为她的文字是一种自恋性的表达，他要求她“精确、纯粹、有力”，他说：“玛格丽特肯定是有文学天赋的，问题是她不能浪费自己的这种天赋，不能堕落到写女性文学，那种小资产情调的连载小说式的作品。”而情人迪奥尼斯“总是笑话她滞重的文体”。③206在杜拉斯坚持着以女性的声音发出反战呐喊之际，她生命中的男人却对此颇多非议。他们其实表达了典型的传统菲勒斯语言与文学的价值观;正是男性菲勒斯文学和女性文学之特质的差异，导致了杜拉斯的不被接受。
细节描述(Detailed Narratives)与宏伟叙事(Grand Narratives)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观照下是蕴含着深远意义的两极对峙。在此，细节描述意指冗长的、琐碎的、感性的叙述;而宏伟叙事则是简洁的、宏大的、理性的，是传统菲勒斯文学的叙述特色。细节描述向来被视为女性文体的显著特征，它的“私人性”与“发散性”是和男性话语之“公众性”与“统一性”相对立抵触的;意即女性文学以繁琐叙述来摈弃传统菲勒斯文学的宏伟叙事，而这也是女性主义文学在文学史上长期被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归于边缘的原因之一。“女性的”话语，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解读下，是菲勒斯话语体系对女性语言的贬压定位：细节的、琐碎的、感性的等与男性话语相背的话语被定义为次等的;有着诸类女性叙事特质的女性文本被放逐到了边缘地带，远离主流文学。而女性作家以此类“次等”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达到甚至超过男性在菲勒斯话语体系中的力量，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反击。
二、张爱玲之“放恣 ”
在张爱玲的诸多小说中，提及战争中的情爱短篇，最知名的大约要算上《色·戒》和《倾城之恋》。在这两部作品中，战争也同样只是故事的背景，女性的真实情感和命运才是张爱玲的关注点。
在《色·戒》中，王佳芝最初只是一个平常的爱国学生，是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在“为国家除害”的崇高理想指导下，她扮成生意人家的少奶奶，色诱已逾中年的易先生，为此，她不惜牺牲童贞，以求“演出”逼真。美人局布了两年，计划周密。然而，佳芝却临时放了易先生，致使所有参与者，包括她自己，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学生刺杀汉奸的故事，在沦陷区并不是新鲜事，但张爱玲借着这个暗杀汉奸未遂的故事，重写了女性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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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站在精英文化语境不再的现当代社会角度，分析了笔墨程式面临的多种选择与困难，批判了笔墨的四种错误发展方向——悲观、保守、投降与中庸。文章从笔墨程式千年发展的光辉历程中，得出其贯穿始终的怀疑精神是我们笔墨程式发展的核心精神动力，指出了笔墨程式死地求生的道路就是对于笔墨程式传统的再继承和与时代紧密结合的再创造之路。同时站在国际化视野之上，指出了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属于符合我们时代的笔墨艺术，并且在世界艺术之林拥有属于我们自己应有的地位。
关键词：不再语境;笔墨;工业化;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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