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严复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不仅在政治、经济、教育思想上颇有建树，而且在宗教思想上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从宗教的起源，宗教与政治、科学、道德的关系，以及中国有无宗教等方面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地研究和探讨。严复
【摘 要】严复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不仅在政治、经济、教育思想上颇有建树，而且在宗教思想上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从宗教的起源，宗教与政治、科学、道德的关系，以及中国有无宗教等方面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地研究和探讨。严复在宗教问题上提出的一些深刻见解对于中国宗教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参考。
【关键词】严复;宗教思想;评析
严复(1854 -1921)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他的思想体系相当复杂而深邃。他不仅在政治、经济、教育思想上颇有建树，而且在宗教思想上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从宗教的起源，宗教与政治、科学、道德的关系，以及中国有无宗教等方面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
一宗教的起源
研究宗教的起源，就是要指出人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怎样开始崇拜神灵的。严复在1898年所写的(保教余义》中对此作了初步的探讨，他发现古时之民，由于“民智未开，物理未明，视天地万物之繁然淆然而又条理秩然，思之而不得其故，遂作为鬼神之说以推之，此无文化人之公例矣。”初民因为智力水平的限制，对于支配其日常生活的外部自然力量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从而借助主观想象，将外部自然力量拟人化、神秘化，于是鬼神之说由此而生，形成了最初的宗教观念。严复认为这一现象在智识水平低下的初民中具有一定的共性。在《原富》按语中、严复明确地指出“教之精义，起于有所不可知，然而人处两间，日与化接，虽不得其联，而知其必有宰制之者，于是教宗之事兴焉。”宗教是在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下，处于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一部分人共同感到人类的生存不可主宰，从而对不可知的主宰世界的“自然力量”、“超人间力量”的崇拜的结果。
1913年，严复在《天演进化论》对宗教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更加详尽地探讨。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认为有社会必有宗教，宗教是民生所必需，而且还介绍了西人关于宗教起源的两种观点:一是法国学者恭特的观点。恭特认为“人之心理不能安于所不知，而必从而为之说也，又往往据己之情以推物变，故物变必神鬼之所为。”鬼神之说是人们对于不可知的东西进行探索认识的产物，是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最初认识。此一说与严复在《保教余义》中对宗教的起源的认识是相同的。但是严复指出，这一观点，并不能完全解释所有宗教的起源。对于那些“旦作夕息，鼓腹含哺，纯乎不识不知”的村野之民，神鬼观念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严复认为英国学者斯宾塞对此的解释，要比恭特略胜一筹。斯宾塞指出:“初民之信鬼始于人身，身死而游魂为变实，而尚与人间之事，如是名日精气观念amimism，乃从而奉事之，亲媚之，以析人事之福利。惟先位此而后推之为魁，为天神，而宗教之说乃兴。故宗教者，以人鬼为起点者也。”宗教以人鬼为起点，而人鬼之信又是源自于初民对梦中景象的思考。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初民不了解自己的身体构造，无法正确解释梦中景象，他们认为人体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可以在死后离开身体而单独长期存在。这种特殊东西就是所谓“灵魂”。而梦中的景象就是独特于人身体外的灵魂活动。人活着，灵魂寄居于人身体之中;人死后，灵魂就可以离开人身体而单独活动，灵魂不灭观念由是而产生，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丧礼祭祀制度产生之因。严复上述对宗教起源的探讨与认识，虽不够全面，但在当时，却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二宗教与政治
有社会必有宗教，宗教与社会的密不可分的关连性，也导致了其与政治的关连性。严复在《政治讲义》中对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首先，严复认为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指出:“缘宗教于初级国家，实有极密切关系。且征诸历史，往往独用宗教之力，即能造立国家。”在国家产生初期，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是很明显的。在此期间，宗教、血缘、经济、政权和教育的组织形式没有明确的区分。部落或社会规范和宗教体系的范畴是一致的，宗教集团与政治集团实质上也是一致的，宗教领袖本身往往也是政治的领袖、国家的元首。为什么独用宗教之力，就能建立国家呢?严复认为这主要是宗教这种无形之力，能使分散的个人因为有着共同的信仰而产生较强的凝聚力，从而尊君敬上，奉法怀刑。他认为:“盖团体将结，必有其所以结者，而后其群日亲，而国家之制以起。宗法谓之天合，一族之内，血溉相同。而宗教则以人合为天合，所事同神，即与余众相别。……方其言同奉一教也，所奉者即非真神，而于社会，即有联合之用。”⑥原始宗教对于维护氏族社会规范、增强氏族团结、强化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对于推进生产实践中的知识探索;对于孕育民主观念、法制意识、私有观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严复认为国家可分为真正国家、宗法国家和神权国家三类，而这三类国家的特点就在于“宗法之国家，其合也以同种族故、同祖宗故。神权之国家，其合也以同信奉故，同宗教故。至于真正国家，其也以同利益故，同保护故。是三者，其为合不同，而一合之后，其为合皆至坚。”
其次，严复对神权政府的性质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神权政府不同于其他政府的性质就“在奉鬼神天道，以统治权”。用宗教的教义来治理国家和人民，政教合一，教皇拥有最高的统治权。在神权国家，宗教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纲领，成为国民思想的原理、行为的准则、社会秩序的保证。宗教的体制与社会的体制是浑然一体的。全体成员信仰共同的神灵，进行共同参与的宗教活动，逐渐形成了必须共同遵奉的规范化的宗教礼仪。而规范化的宗教礼仪具有超个人的权威，对社会每一个人的行为与活动具有强制力。因此，严复指出，在原始社会，为君者并不是初民中最“壮俊勇健之夫”，而是其力“足与神抗”的巫医。分析其原因，就在于初民之君是以智胜，而非以力胜。祭司、巫医是初民中被认为具有役使幽明之力和拔除不祥之人，所以能得到初民的拥护成为君王。严复指出这一现象，在中西上古之世具有普遍性。
第三，“政教合一”的消极影响。“政教合一”虽然在中西上古之世具有普遍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化，国家的演变，西方的“教”与“政”逐渐分离，而中国却仍旧处在“政教合一”之中。严复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考察，指出西方的君主，他的职责就是统治和治理国家，只有世俗的政治权力，而无神圣的宗教权力。而中国的君主，除了统治和治理国家之外，还负责向国民传道、授业、解惑，兼任着教化人民的职责。即“西国之君主，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由于中国的君王兼作君师，造成中国的政治与德行不分，言治之书与修德之书混同。不仅使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不能独立发展，也使宗教成为了政治的工具，本身得不到进一步的完善与提高。因此，严复明确指出，政治必须与宗教分离。
三宗教与道德
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道德关系、道德秩序和道德准则的形成。它们最初可能与宗教的活动和观念交织在一起，但也可以无待于宗教。究竟在起源上宗教先于道德，还是道德先于宗教，抑或两者同时出现，这是一个很难彻底弄清楚的问题，对此严复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道德先于宗教而产生。在《支那教案论》按语中，严复写道:“董子日:道之大原出于天，则中国言道德礼义，本称天而行，但非由教而起耳。”在他看来，宗教是在人们明德之后，对神明怀有虔诚、敬仰之心而产生的，而不是先有宗教而后才有道德。
在《法意》、《原富》按语中，严复以西方宗教为参照系，考察比较了中西宗教在加强人们的品德修养，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不同影响。在对待怨仇方面，“西之宗教，重改过有罪，日此教徒之天职也。虽有至深之衅，使犯者声言歉衷，以自谢于受者，则旧怨可以立捐。……其受谢者，不为弱懦，而度量恢廓，为人所称。脱既解矣，而犹以旧怨相绳，则其人必为国人所不数，此西国之俗也。至于吾俗，乃大不然。衅之既生，衔者次于骨髓，迁怒及其亲戚，寻仇延乎子孙。即有居间排难之家，以势相临，若不得已。虽日解仇，察其隐微，固未尝释也。其居心如是，其揣人亦然。组火常伏，其发也，特待时而已!故其民之相遇也，刻熬感愤之情多，而豁达恺梯之风少也。呜呼!此固宗教使之然耳。”西方宗教提倡宽恕、博爱，重视给人以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机会，中国风俗却提倡以直报怨，复九世之仇，冤冤相报的狭隘心理使人与人之间甚少宽容与理解。在社会教化方面，严复认为，西方基督教的教义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是上帝的造物，无等级贵贱之分，人人都有自由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在其教化下的国民都能自我约束，守信用重承诺，重公德;而中国的宗教由于重视血缘和等级关系，提倡忠孝节义，君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奴关系，臣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其教化下的国民薄信果，无公德。由此可见，中西不同的宗教观念在陶铸人心风俗、塑造国民性格上的影响是不同的，二者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因此，严复认为基督教如果能在中国民众中流行，对于培养国民良好之道德是有一定的补益作用的。“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日小补”。
此外，严复虽然指出宗教观念在陶铸人心风俗、塑造国民性格上的积极影响，但他同时也认识到了道德有不依赖于宗教而存在的独立性。他说:“追民质进，而宗教义衰，则独立道德，将自有以持世而有余。”⑩随着社会的进化，国民素质的提高，宗教的社会功能将日益减弱，道德的社会功能将日益强大，宗教与道德将完全分离。
四宗教与学术
宗教与学术是人类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地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些认识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首先，严复从宗教与学术的内容和地位两方面对它们作了比较。他指出:“西学之与西教，二者判然绝不相合。‘教’者所以事天神，致民以不可知者也。致民以不可知，故无是非之可争，亦无异同之足验，信斯奉之而已矣。‘学’者所以务民义，明民以所可知者也。明民以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非，考之外物而有离合，无所苟焉而已矣。”宗教活动是一种信仰活动，它把从精神上摆脱因自身的有限性而带来的烦恼和痛苦作为它的目的。宗教因其追求的对象是超现实的绝对和无限，所以在对其合理性的论证中，它必然以对无限绝对的神的信仰为基础，诉诸于人的直觉和顿悟，依赖人的情感体验，即宗教源于信仰也立于信仰。其思想是非逻辑的，其概念和命题也不具有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而学术活动则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以对客观对象的真实性把握为目的，它必然要求在思想上遵守逻辑规则，重视思维活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强调概念和命题的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惟其如此，方才能发挥其教导人民的作用。因此，宗教与学术的地位，在严复看来，即“‘教’祟‘学’卑，‘教’幽‘学’显;崇幽以存神，卑显以适道，盖若是其不可同也。世人等之，不亦远乎!”
其次，严复从宗教与学术的发展路向上对它们作了比较。他指出，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宗教的作用范围会渐渐缩小，“盖自科学日进，而变异之事一切可以前知，而纬i、占验之学大失根据……且由是而天人相与之际，旧说渺不足凭，世间所有宗教失其尊严。”⑩宗教在与科学的较量中，虽然会渐渐败下阵来，但却不会消亡。为什么呢?严复是这样解释的:“然宗教必与人道相终始者也。盖学术任何进步，而世间必有不可知者。不可知者长存，则宗教终不废。”宗教生活，不仅为人在精神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去追求自身的完满提供一种条件和途径，同时它还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终极的思想价值观和追求目标。科学生活则促使人去客观地认识和理解人自身和周围世界，为人的活动提供理性的科学依据。由于人类还没有从异己性的自然力和社会力的支配下彻底解放出来，还没有完全把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根除，因此宗教信仰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长期存在。严复在当时就能认识到这一点，其思想的深刻性略见一斑。
第三，严复还比较了中西对待宗教与学术的不同态度。他认为“中国教与学之事合而为一，而西国教与学之事判而为二。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的“教”与西方的“教”所包含的内容不同。中国的“教”除了包含宗教的含义之外，主要指的是教育，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教”与“学”是混杂在一起的，从而导致中国自赵宋以后，学术纷争日趋激烈。西方的“教”在严复看来就是指的宗教，是对鬼神的信仰，有它的教义、教规、教徒和传教仪式，与学术是截然分开的。“西人于学无争，而于教争最烈。吾国学士之有争，则学术杂于宗教故耳。”由此可见，严复认为要使中国学术研究脱离许多无谓的纷争之扰，得到进一步的深入与发展，就必须借鉴西方，使“教”与“学”相分离。
五“孝则中国之真教也”
“合一群之人，建国于地球之面。……然莫不共奉一空理，以为之宗主。此空理者，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思之而不测。而一群之人，政刑之大，起居之细，乃无一事不依此空理而行。其渐至举念之间，梦寐之际，亦无心不据此空理而起也。此空理则教宗是矣。”⑩此段话，可以视作严复对什么是宗教的一个解释。依此解释，则宗教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宗教，中国也有宗教。那么，中国的宗教是什么呢?严复对此问题与进行了一番探讨。
首先，他在《保教余义》中谈到国人不仅信教之深，而且是多教并行。在民间，百姓信奉的宗教主要有两种，一是佛教，不仅民间妇女孺子对天堂、地狱、菩萨、阎王之说非常熟悉，而且佛寺、尼庵即便在穷乡僻壤也能见到，风俗习惯也大多与佛教有关。二是土教，中国的名山大川、风雷雨露、一村一社都有神，各行各业也是供奉着不同的神灵，神灵之间也与人间一样分为了三六九等，此正是是中国宗教与西方基督教之不同之特点。严复认为，由于多神之说，与民众低下的智力水平相符，故能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而孔教之所以不能在下层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就在于:“孔教之高处，在于不设鬼神，不谈格致，专明人事，平实易行。……然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由此，严复批驳了西人对于孔教的否定与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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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物》创刊于1977年，由河南博物院主办。原名《河南文博通讯》，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季刊，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2000年改为双月刊。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分别题写了刊名。历经二十多年，《中原文物》已经发展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河南省一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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