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论文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

所属分类：文史论文阅读229次时间：2016-05-29 15:58

本文摘要：本篇史学论文阐释叶适反对汉学训诂的细碎，但与其师吕祖谦一样，也反对郑樵、朱熹等人的废《序》解经模式。周予同在《经学历史序言》中论汉学与宋学治经之不同，所指流弊与叶适的观点相似，足见叶适论断的前瞻性与合理性。《史学月刊》Journal of Histo

　　本篇史学论文阐释叶适反对汉学训诂的细碎，但与其师吕祖谦一样，也反对郑樵、朱熹等人的废《序》解经模式。周予同在《经学历史·序言》中论汉学与宋学治经之不同，所指流弊与叶适的观点相似，足见叶适论断的前瞻性与合理性。《史学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创刊于1951年1月,是大型历史学专业刊物。该刊坚持双百方针，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栏目有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

史学月刊

　　摘要：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关键词：叶适;《诗》;《序》;历史

　　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南宋中后期文坛领袖，同时也是浙东史学之一家。叶适治《诗》与时人不同，他认为“经亦史”，“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①，故治《诗》当兼顾经史，以免“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②。叶适以史解《诗》主要表现为运用史料、史论观点和史学思维分析探讨《诗》《序》文本、《诗》的编纂等相关问题。目前学界论及叶适对《诗》的解读，多注重他从经学或文学视角的阐发，故本文选择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内容、原因与意义。

　　一、小《序》之完善和辨误

　　叶适认为《序》和周史是解《诗》的重要依据。他对小《序》附会历史解《诗》以构建《诗》教体系的做法亦持肯定态度。但南宋废《序》之论汹汹，学者或视《诗》为单纯歌诗而不察其义，或废《序》以义解《诗》。此二者叶适均不赞同，他认为前者过于浅薄，“读是诗者，徒乐其词而不察其事，则于治道失之远矣”③;后者则太褊狭，小序虽有不足，在更多情况下又足为解《诗》之助：

　　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专溺旧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诗》意;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多矣。④

　　因此，叶适主张结合历史与《诗》文本，对《序》中不实之言进行辨疑与纠误，以完善《序》的解《诗》之功用。

　　在叶适看来，《序》之不妥无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经师识史不精，论《诗》所涉历史有误。如《郑风·叔于田》和《太叔于田》两篇，《序》均称“刺庄公也”⑤，讽刺庄公不知约束共叔段的造反之心。叶适引《春秋》认为郑伯实属有意纵容共叔段，而非不知祸患将至，“叔段二诗，美其于田于狩，劝其释弸鬯弓，智者知其入于死亡之地矣，非为庄公忧也”⑥。后世史学家也多与叶适观点一致，叶适所论不谬。

　　再如论《秦风》，序者认为秦人粗蛮之日久，故不易接受王化德泽。

　　信如序《诗》之言，治国之道，仁义者美成，

　　暴强者恶熟，积习渐靡，民之好尚久而犹存，后人虽欲转移，未易为力。⑦

　　叶适举唐尧之事予以反驳：“按序《诗》，晋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⑧晋能续唐尧之风，而秦不能得宗周美德，序者的说法显然前后矛盾。叶适分析历史后认为真实情况是：

　　以《诗传》考之，周东诸侯之国，尚为王化所流，德声仁泽见于歌咏，蔼然不绝，安有宗周本根之地，千三百年教化之久，其去而为秦未数十年，而勇鸷劲强，轻斗喜杀，乃不复有文武成康之仿佛欤?盖民心无常，惟上所命，从古而然，圣贤所以兢兢业业，日慎一日，未尝以既成之治、有余之泽为可恃也。经师相传之论，出于想象，失其实矣。⑨

　　秦虽承宗周故地，但没有继承宗周教化以润泽民人，故民人必然会退回尚武好斗的状态。叶适这一观点，在论《左传》时也曾抒发：

　　伊川，王城近地，平王初迁，周之礼教不行，而辛有归过于野人，盖不切矣。至是百余年，秦晋乃迁戎焉，是周人终不能教;不惟不能教，且并弃其地而不能治也。载事者反记辛有之言以为验，然则所谓见微知著者固若是欤?⑩

　　非人不能受教，而是人主不持之以恒贯彻教化之事。叶适反驳《序》的依据，基于个人严谨的史学考察结论，所言不虚。

　　第二，序者不知《诗》义，比附历史有偏差。

　　序者非诗人，难免有解《诗》不准造成偏差的情况。如序者称《雨无正》与《四月》是刺周幽王的作品，叶适以为非是：“《雨无正》、《四月》二篇，西周既灭、东周未迁以前诗也。师传不考其时，使与他刺同义，误矣。”因为所系朝代不同，也反过来影响对诗人所刺之事和讽刺意图的准确把握。

　　再如《雄雉》与《匏有苦叶》二首，叶适以为序者误读诗义：

　　《序》：“《雄雉》，卫宣公及夫人淫乱不恤国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匏有苦叶》，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按卫宣公及夫人淫乱，史家具之矣。然历考诸诗，凡刺怨旷，刺淫乱，必直指事实，未有泛为微词以示其意者也。今系之以刺而已，而继之者必曰淫乱，是徒以宣公之事实之尔，非是诗之本然也。二篇风寄深远，指意正平，惜乎以淫乱没之也。

　　叶适总结称《诗》表达怨刺，都会直言其事。《雄雉》与《匏有苦叶》二首中未提及卫宣公之事，序者强为附会历史之举确属阐释失当。

　　叶适虽然不赞同序者的某些解释，但他的辨误仍以尊《序》为基本前提，其目的在于还原更为精准的圣教之说，以作为今人汲取治国经验的正确基础。

　　二、《诗》本事考补

　　叶适称：“经，理也;史，事也。”《诗》录周事，所谓“必于时事有所激发”。“时事”被《诗》记录下来，成了周史，也即《诗》本事。《诗》、史、事三者密切相关，具有一体三面的联系。故欲解《诗》必先明事，“古人因诗度乐，后世因乐为诗，盖以事合政者，德以致之也，以政求事者，具之尔”，周之美政、美德亦因事而求之。可惜在叶适看来，虽有《序》示义和师传讲习，也未必能尽揭《诗》事。所以想要准确理解《诗》中的美刺之旨、兴衰之示，考补《诗》本事是最佳方法。

　　三、质疑孔子删诗说

　　因上古书籍佚多存少，所以《诗》的纂集问题仍有诸多不清之处。孔子有无删诗之举，是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叶适认为孔子不曾删诗：“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宋人持信疑观点者皆有，叶适的观点并无新奇之处，所可论者在他提出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与前人不同。前人或信或疑多从文本内容入手，围绕逸诗数量、季札观乐时的风诗次序、《论语》称“诗三百”等具体问题展开。对这些争讨焦点，叶适仅略言之，他更多立足于一个宏观、广阔的历史平台，依据现存史料、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真实性。

　　首先，从孔子生平考察，叶适认为孔子不具备删诗资格。“孔子生远数百年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为皆出其手，岂非学者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诗》关教事，孔子非朝中官员，并没有接触《诗》的资格与机会。“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然而孔子曾自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又当作何解释呢?叶适从孔子所处的历史背景分析，认为孔子以保存文献为目的，对散乱的《诗》进行过重新编定，后世或因此讹传为删诗。

　　孔子之时，上距东迁二百余年矣。王室愈微，诸侯益横，吴楚肆暴，天下遂为战国。鲁卫旧家往往变坏，文物残缺，而师挚鼗鼓之官沦溃散亡，《诗》《书》残乱，礼乐崩逸，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旧闻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一时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盖失之矣，故曰《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

　　孔子整理《诗》《书》，以复其旧貌为目的，与删诗的行为有根本的不同。删诗说显然属于历史流传演绎中的讹误。

　　其次，在上古文献不易保存的背景下，若《诗》迁延百余年皆散乱无序，仅凭孔子一己之力，也绝不可能完成再次编定之事，更不要说从头删选结集。因此，叶适深信以《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在编纂之初已经圣人删选定篇。“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诗》才能在历经国事动荡之后，依然以一种较完整的面貌留存下来。而且叶适认为《诗》由史官保存，意味着《诗》在周衰前是有严格传承规矩的。“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所以，孔子可以在前人遗留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恢复《诗》的原貌，但与删诗是毫不相关的。

　　四、以史解《诗》的思想基础

　　首先，叶适以史解《诗》与个人的史学素养密切相关。叶适好史又邃于史，他虽然没有恢弘完整的史论见诸笔端，但在治史中形成的史学思想与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个人的学术研究。“经亦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叶适以史解《诗》的理论支撑。叶适的史学思想并非凭空自现，它与浙东地区史学发展的影响密不可分。自金华吕祖谦、永嘉陈傅良起，“六经皆史”或“经亦史”的理论就已露雏形。如陈傅良为徐得之《春秋左氏国记》作序曰：

　　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今《书》是已;被之弦歌，谓之乐章为一书，今《诗》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为一书，今《仪礼》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传序为一书，若所谓《帝系》书是已。

　　五、以史解《诗》的意义

　　在宋人疑经、改经思潮的影响下，宋代《诗经》研究怀疑《序》说、指斥毛郑，轻训诂而重义理。进入南宋以后，诗经宋学代替汉学成为主流。　　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

　　叶适进一步指出，重视与史结合可以弥补汉、宋两学不足。以今人眼光来看，叶适采纳史论解《诗》，确实有助于深化《诗》义，纠正理学家妄自附会义理的毛病。叶适所采之史论，也都很有见地。如论《叔于田》中郑伯事，与吕祖谦《东莱博议》中观点一致。论秦史与孔子删诗，则依据个人治史所得，皆是深思熟虑后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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