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模式和动因

　　这篇法制论文投稿发表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模式和动因，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政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综合运用多种政府治理模式，总体上以中间模式为主，以其它模式为辅”。

　　关键词：法制论文投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主线思路：治理模式

　　形成了一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模式，做出了不少的实践创新，但缺乏系统的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模式理论与应用总结。为此，本文课题团队按图1所示的研究工作路线，在总结国内已有研究与应用基础上，提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线思路，归结出各种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模式并做出比较分析，从行政区划、治理需求、模式分析三者结合的视角提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模式的应用策略。

　　一、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模式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一)对一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模式的研究认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未来会发生巨大变化

　　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变化体现在“一元到多元、集权到分权、封闭到公开、管制到服务”。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上有三种偏向，也即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多元主义模式，认为将朝着政社分享、社会自治方向发展，将来会以自主的治理为主[2];第二种是法团主义模式，认为社会组织机构会被政府机构整合进来，仍以政府治理为主[3];第三种是国家主义模式，认为将来仍然会是目前主体的做法，即纵向式的政府全面统筹主导。不过，政府全面统筹明显已疲于应付突出显现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公共事务问题[4]，这就需要做一些改进或提出新的模式，这些新的模式包括有参与式治理、合作型治理、协同治理、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治理、网络化治理、多元共治等[3]。在一些政府治理的工作领域，也有一些治理模式提出，如体育公共服务项目的PPP模式[5]、用协商式行政执法改造传统行政执法[6]、政府行政工作的“国家主导”+“多元参与”策略[7]、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治理[8]、制度框架下的治理[9]、法制前提下的治理[10]、心治与非正式制度结合的未来模式[11]。此外，有学者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治理现代化上偏好不同，需要结合各地特色来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12]。

　　(二)许多地方政府已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模式应用上做出了实践，模式各有不同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地方政府的实践应用主要有“上海模式”，该模式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复[5];“沈阳模式”较多地吸收了多元主义模式的做法[3];山东省新泰市创造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携手共治”模式，其模式是，在体制内实行综治部门一体化办公，体制外依托平安协会协同各种社会力量。为化解凸显的社会矛盾，一些基层政府做出了有益探索，其中基层社区的协商实践有湖南衡阳的“四会四议工作法”、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广东惠州的“社区约请制度”、湖北武汉的“社区对话”、四川彭州的“社会协商对话会”等[13]，此外还有湖北武汉汉阳社区的探索，他们认为社区治理的关键是要构建居民代表组织的有效参与机制。

　　(三)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已有先行省、市做出实践

　　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大物移云”(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为代表，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较典型的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贵州省，在寻求地方经济发展的良方时选择了发展大数据产业为先导，并利用大数据实施了“数据铁笼”计划，将政府的工作监督关进制度和数据的“铁笼”里。有学者认为利用信息技術，特别是大数据技术，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多简便、低廉的公共服务。浙江省宁波市搭建了“81890”公共便利店服务平台，采取“政府搭台、市场运用、社会参与”的“政民互动”模式，平台中的加盟企业、志愿者、非营利性机构负责服务供给，突出体现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下的多元参与的治理特征[12]。

　　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因

　　(一)复杂的国情提出了现实的需求

　　我国国土面积大、历史底蕴深厚、民族众多、改革开放时间不长，但近年来呈现出异常复杂和矛盾凸显的现象。归结起来，复杂的国情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复杂的现状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紧急事件处理的响应迅速时效要求和公开信息需求，医疗条件的不均衡与贫富不均导致医患矛盾时有发生而需要给出解决的方案等。其二是解决问题需要用治理的思维来采用一些新的手段和构建亲民的渠道。如，证办不下来怎么办?土地补偿方案不满意怎么办?经常可见，民众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而是偏向于找人情、对抗拆迁，因此，需要有新的手段和亲民的渠道。

　　(二)民众的诉求提出了迫切的希望

　　从我国政府作为人民政府及发展型政府的定位来看，民众的诉求就是政府的职责。现实中诉求并不能得到及时的满足，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民众对政府的特殊情感导致心理落差，而出现需求与响应的不对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民众就对政府有着特殊的信任，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与发展，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政府不是万能、全能型的政府，在有限政府的情况下，广大民众仍然希望政府可以对问题大包大揽，这就产生了需求与响应的不对称。

　　2.表达不畅和问题未解决，导致出现畸形沟通。在表达解决问题的诉求上，有时由于正常有序的信访、网络渠道得不到及时的表达或解决，有的民众就借助于Internet、移动通信等网络渠道，甚至有时故意夸大事情，以求问题得到快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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