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民主改革时期，西藏的媒体主要有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在党的领导下，两家媒体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平叛政策，参加平息叛乱的报道，为百万农奴翻身解放鼓与呼，深入基层采访报道各地民主改革的情况，为西藏顺利实行民主改革营造了良好的舆
[摘要]民主改革时期，西藏的媒体主要有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在党的领导下，两家媒体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平叛政策，参加平息叛乱的报道，为百万农奴翻身解放鼓与呼，深入基层采访报道各地民主改革的情况，为西藏顺利实行民主改革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为后人研究认识西藏民主改革的背景、过程和成果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西藏民主改革时期媒体发展概况
新闻传播自古就有，但西藏近现代的新闻媒体发展极其落后。西藏和平解放前，除了短暂出版过《西藏白话报》①外，则并无其他近现代报纸。西藏现代媒体的出现与发展是随着西藏和平解放进程开始的。
1950年，中央确定进军西藏任务后，新华社第二野战军分社十八军支社选派方德、林田、赵奇、宗子度等随军进藏，采访报道进藏部队情况。根据工作需要，1951年8月1日，新华社西藏分社在昌都城昂曲河北一个头人家中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西藏设立的第一个新闻宣传机构，也成为西藏现代传媒事业的开端。
西藏和平解放也开启了西藏现代报业的大门。十八军西南和西北两路大军在进藏途中分别创办了油印小报《新闻简讯》和《草原新闻》，抵达拉萨后两者合并为《新华电讯》。《新华电讯》旨在帮助进藏人员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刊登的都是新华社发的稿件，不刊登地方新闻，越来越无法满足西藏形势发展的需要，创办一份专门的报纸显得十分必要。因此，1952年10月1日，《新华电讯》改名为《新闻简讯》，开始刊登地方新闻。这为《西藏日报》的创办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5年2月8日，西藏工委向中央递交报告，提出创办《西藏日报》的申请[1]45—46。3月4日，中央电复同意创办《西藏日报》，并就具体创办事宜作出明确指示[1]47—48。对于《西藏日报》的创办，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1955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就筹办《西藏日报》相关事宜请示毛主席并请题写报名时，毛主席就报纸的报名、藏汉文版本、怎么办报等作出具体指示，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办报，首先应办少数民族文字报纸”“西藏与青海不同，不要藏汉两文合版，要办藏文报”[2]。
①《西藏白话报》由清政府驻藏大臣联豫1907年在拉萨创办，属于官方藏文报纸，每期发行约300份，年出30期，主要刊登清朝中央政府以及四川、西藏的工牍、各省官报与中外报刊文章摘要等，1911年停刊。
1956年2月20日，西藏工委作出关于在《新闻简讯》的基础上创办《西藏日报》的决定。4月21日，中央就西藏工委关于出版《西藏日报》相关问题的报告作出批复，对办报提出具体要求。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西藏日报》藏、汉文版同日诞生。这是西藏第一个省级日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第二家媒体机构。
此外，1959年元旦，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呼号，但在1959年3月西藏叛乱后一度中断。因此，西藏民主改革的报道任务就主要由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两家媒体机构承担。
二、西藏民主改革的准备阶段与新闻报道
西藏民主改革的工作是伴随着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逐步提出的。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十一条提出，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因此，西藏民主改革的工作要求，至少从这一天起就正式提了出来。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的《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内容也印证了这一点。决议指出，西藏地方应该实行民主改革，早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就已经采取了肯定的态度。
朱晓明等藏学研究者把1951年至1959年这一时期称为“前八年”，这一时期西藏工委的主要任务是排除干扰执行“十七条协议”。与此同时，这8年也是为实行民主改革做准备的阶段，西藏充满着各种风险，整体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阶段。一是随着四川藏区等地实行民主改革，西藏是否实行民主改革、何时进行民主改革成为西藏社会最为关心的话题。二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上层蠢蠢欲动，图谋策划“西藏独立”。三是帝国主义趁机煽风点火，借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图谋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
高风险社会的特点是突发事件易发、多发，这对新闻报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新闻媒体是突发事件报道的传播主体，也是责任主体，担负着信息沟通、抚慰民众、监督政府、动员社会等重要使命[3]。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根据有关方面的要求，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讲政治顾大局，全面传播阐释中央精神，努力为西藏顺利实行民主改革创造舆论氛围，发挥舆论动员作用。
一是宣传报道西藏各界对民主改革的态度。在历史过往中，舆论总是以催化剂的形态“出场”，在物质、制度、舆论、观念的四方作用中，舆论动员改变了人民的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的改变影响了新的制度生成[4]。可以说，舆论动员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媒介宣传等陈述主张，唤醒“沉默的大多数”，进而让人们的思想朝着认同社会变革的方向转变。新华社西藏分社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媒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6年4月22日至5月1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新华社以拉萨电头向全国全文播发了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等人在大会上的发言。达赖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说，“今后，西藏将更加团结进步，实现统一的自治区，并结合西藏的具体情况和西藏领导人员及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班禅在这次大会上说，“实行民主改革是西藏民族向前发展和进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藏族广大人民切身的要求。如果不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广大人民的力量和劳动的积极性就不能得到发挥，社会经济就不能发展，以往落后的状况就不能改变，西藏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也就不可能实现。”
此外，新华社陆续播发了《中央代表团在日喀则举行慰问大会》《拉萨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五周年》《昌都地区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闭幕》《日喀则举行“七一”座谈会》《西藏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闭幕》等稿件，报道了西藏各界认为民主改革必须实行的态度。新华社记者包小白、格来的《在喇嘛教的中心—拉萨》稿件中，引述达赖的副经师赤江活佛的话说，“实行民主改革是要使落后的变成先进的，这是一件好事”。
刚刚成立的《西藏日报》，也投身到这场舆论动员的实践中去。1956年4月，《西藏日报》陆续刊登了《六十五名农民上书达赖喇嘛要求改革》《日喀则手工业工人要求废除乌拉制度马根寺千余名喇嘛表示拥护改革》《我对改革的认识》等报道，反映西藏人民纷纷表示拥护改革、呼唤改革的讯息。
分析这些新闻报道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西藏社会对民主改革的必要性有了认真的认识和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封建农奴制是落后的，不进行民主改革，西藏就无法改变落后、走向先进”。
二是宣传阐释中央“六年不改”方针。涉及西藏民主改革的消息(包括新闻报道)引起了西藏上层人士广泛议论，加之四川藏区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发生了叛乱，西藏上层对民主改革出现忧虑、恐惧心理。十四世达赖因此向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相关情况。毛主席于8月18日给达赖回信说:“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5]154
1956年9月4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公开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布了“六年不改”的方针。
新闻报道作为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就是一种强大的建设力量，就是一种促进安定团结的力量[6]197。根据这一方针，鉴于政治形势和政策调整，为了团结西藏上层人士，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关于民主改革的动员报道大幅减少，并调整报道方向，大力宣传解释“六年不改”的方针。
从1956年9月起，新华社陆续播发了《张国华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范明在佛协西藏分会成立会议上的讲话》《张国华在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张经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讲话》《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主席庆祝国庆》《庆祝伟大祖国光辉的八年》《张经武将军就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情况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等，多次对“六年不改”方针的背景、原因、意义等进行宣传阐释，努力安抚社会民众情绪。
在此期间，新华社西藏分社于1957年8月20日向总社发去《关于西藏当前中心工作报道的请示》。8月23日总社回复说:“向群众宣传解释‘六年不改’的决定，若无新的内容，可不报道。希望你们最近写一篇西藏几年来各项工作成就的综合报道;另外写一篇目前西藏各项工作正常进行的综合报道，从正面驳斥国内外反动分子的造谣。”
不过，这一时期，关于民主改革的动员报道并非完全停止。1956年10月23日，新华社播发《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的消息，指出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一项内容是“讨论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前，为改革创造条件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
《西藏日报》在“旺钦平措事件”中打了一个漂亮的新闻战。旺钦平措原本是江孜地区头人本根却珠的朗生，已参加工作并在江孜分工委举办的培训班学习。本根却珠以没有为其支差为借口，给旺钦平措戴上脚镣，用皮鞭毒打。《西藏日报》就此发了消息和评论，刊登各界声讨本根却珠迫害藏族学员的消息和来信，还派出记者去江孜采访调查，发表了本根却珠毒打藏族学员的经过以及江孜各界人士反响的文章，许多上层爱国人士纷纷谴责本根却珠，达赖、班禅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要对本根却珠严肃处理的谈话[1]65。这在客观上增强了人们对西藏封建农奴制的黑暗以及社会变革必要性的认识。
三、边战斗、边报道西藏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宣布“西藏独立”，中央及时平息了西藏叛乱。3月17日，十四世达赖及其随从出逃。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也遭到叛乱分子不同程度的攻击。
平息叛乱标志着“六年不改”方针无需再执行，也是西藏民主改革正式实行的起点。3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说:“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了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我们的方针是‘边打边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的地区暂时缓改’。”[7]
鉴于特殊的斗争形势，新华社西藏分社根据总社的安排部署，迅速组织力量加强报道，总社还选派宫策等6人前来西藏支援分社工作，平息西藏武装叛乱的报道力量得到极大加强。为了服从整体宣传战略和统一对外宣传口径，《西藏日报》在叛乱发生时没有提及有关叛乱和平息叛乱的情况，但记者的采访、拍照则加紧进行。
3月28日，新华社播发《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叙述了西藏叛乱事件的由来、经过以及人民解放军平叛情况。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平定西藏叛乱》的社论，社论指出，西藏人民迫切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实行改革，要使西藏繁荣进步是不可能的。此外，新华社陆续播发了《班禅致电毛主席、周总理拥护国务院命令和西藏军区布告》《赛福鼎:背叛祖国就是背叛本民族利益》赛福鼎(1915—2003年)，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黄正清:西藏叛乱是彻头彻尾叛国叛民族的罪行》黄正清(1903—1997年)，原甘肃省副省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日喀则各界一千多人集会拥护国务院令》等稿件，深刻揭批西藏叛乱的罪行。与此同时，新华社播发了国际社会谴责西藏叛乱的文章，如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挑衅失败了》。此外，还刊发了一批反映西藏广大农奴庆祝平叛胜利的新闻报道。如新华社记者郭超人1959年4月中旬发表的《拉萨的春雷》中写道:人民，长期像牛马一样被奴役的人民终于自由地站起来了，开始迎接第一个翻身解放的春天。
3月28日起，《西藏日报》开始把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作为其宣传的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展开强大宣传攻势，为坚决平息西藏叛乱营造浓烈的舆论氛围。29日，《西藏日报》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国务院关于平息叛乱的命令、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公告以及谭冠三政委与达赖的三份重要信函，揭露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十七条协议”、公然分裂祖国的罪行，揭示叛乱的实质是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全方位地报道了翻身农奴的控诉。此后，《西藏日报》用大量篇幅，组织专栏、专页，充分报道广大翻身农奴控诉封建农奴制度的血腥统治和罪恶，揭露农奴主严重剥削和残害农奴的罪行，揭露美英帝国主义及印度反动派妄图支持“西藏独立”的阴谋。
总结平息叛乱的报道，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一边参加战斗，一边精心组织记者采写报道，深刻揭露上层反动集团的叛国罪行，充分显示我党我军雄厚的群众基础，反映西藏各族人民热烈拥护中央、坚决要求平叛的高昂情绪，反映社会秩序的恢复、救济贫民、军管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等，起到了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效果。
四、揭露封建农奴制的黑暗，为百万农奴鼓与呼
西藏平叛结束后，自治区筹委会公开行使地方政府职权，通过了有关平叛法令，实行民主改革迫在眉睫。新闻报道应该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坚定群众的革命意志，鼓舞群众的斗争热情为目的。新闻报道有没有思想性、指导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志[6]98。新华社西藏分社和西藏日报根据形势发展，再次迅速投入到民主改革的舆论动员中，展开强大宣传攻势，用大量的稿件和图片揭露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反动、野蛮、残酷，反映西藏百万农奴迫切要求改革、废除农奴制度的呼声。
新华社西藏分社派出记者到帕拉庄园、拉鲁庄园等地采访，播发了《藏胞的血泪仇》《血泪的控诉》《罪证如山——西藏反动政权是怎样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沉重的铁链——西藏农奴制度的苛税》《魔鬼的血嘴——西藏噶厦的法典》《三把尖刀——西藏农奴制度下牧民的苦难》《江孜农民控诉叛匪首脑帕拉对他们的残酷迫害和剥削》《在叛乱头子拉鲁的一个庄园里》等稿件。郭超人、格来等进驻江孜地区最大的农奴主庄园—帕拉庄园，陆续采写了《帕拉是怎样发家的》《庄园是如何扩大的》《西藏一庄园的调查》《剥开大农奴主帕拉的画皮》等，全面揭露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残酷法律、沉重苛税等。
《血泪的控诉》引述农奴的话说:“谁是凶恶的野兽，谁是善心的菩萨，我们这些人最清楚。没有共产党、解放军，我就是有一百条命也会全被头人们弄死。”“四十多岁的画匠朗杰彭措在诉说他的遭遇时，不时放声大哭起来……藏政府又对他施行新的刑罚:用刀把朗杰彭措的右手掌割开几个裂缝，然后把盐巴和细砂塞进伤口，再把五指攒拢，外用湿牛皮包扎缝死。施用这种刑罚如果时间较长，手掌手指就粘连在一块，不能分开，变得像牛蹄般形状。”[8]3—7此外，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林田等人到西藏旧社会的缩影——凯松庄园做社会调查，全面剖析封建农奴制度的根源、现状及农奴主对农奴的残酷剥削、欺压的累累罪行。
同时，新华社播发了《西藏一百多万人民迫切要求改革》《西藏广大劳动人民要求早日实行民主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中共西藏工委号召全区各级党委开展群众工作为实行民主改革做准备》《西藏人民迫切要求废除乌拉制度、人身依附和高利贷剥削》等稿件，反映人民呼唤改革的声音。《西藏一百多万人民迫切要求改革》的稿件中写道:在拉萨、昌都、山南、江孜以及其他广大农村的贫苦的差巴、堆穷(农奴)和朗生(家奴)，都向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焦灼地打听:“什么时候解放(改革)?”“噶厦和反动贵族把我们害苦了，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他们纷纷向解放军哭诉亲身所受的痛苦，恳求共产党、解放军马上帮助他们翻身。许多西藏农民在一年前还说:解放军来了，只解放了一半，只有改革了，才算真正解放。
舆论动员是“通过运用各种信息传播载体进行有针对性的精神激励和意志凝聚……以争取有利于己的舆论环境的一种动员样式”[9]。因此，这些报道一方面揭露封建农奴制的黑暗，让受众明白变革封建农奴制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宣传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进而影响更多的人支持改革、拥护改革，为即将到来的民主改革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动员作用。
新华社在这一时期，还通过参考报道向中央领导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情况。1959年4月7日，毛泽东主席给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写信，请汪峰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西藏及四省藏区情况、封建农奴制度的内容，“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5]180
五、深入报道各地民主改革情况
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历时20天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决议指出，“随着叛乱迅速平定，他们遭到可耻的失败，促使西藏形势进入了一个民主改革的新阶段。一方面是:叛乱武装的巢穴已经摧毁，上层反动集团的卖国害民的罪恶行为已为广大群众所痛恨，他们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的境地;反动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已经解散;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起来坚决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积极赞成改革，本地藏族干部大量地在成长。以上说明了在西藏实现民主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当前西藏的中心任务是:彻底肃清残余的叛乱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区实行民主改革。”
这一决议对西藏如何实行民主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吹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冲锋号，也拉开了西藏民主改革新闻报道的大幕。一般来说，从提出政策到贯彻政策、落实政策，这中间有着十分复杂的过程，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斗争。舆论宣传的作用就是要让政策家喻户晓，并且得到贯彻落实。
新华社西藏分社作为分支机构，很多重要报道得到总社的直接指挥。关于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报道，新华社总社就直接指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报道的总的精神是:多做少报，目前着重报道广大农奴的政治和生产情绪，如要求改革，要求废除乌拉、债务，热烈拥护对叛匪头子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和生产情绪高涨等……至于一般农奴主的经济剥削情况，也可以报道一些，但不要指名道姓，数量也不宜多。关于控诉的过程和将来进行改革的方式方法一律不报道。”[10]
为此，新华社西藏分社陆续播发了《藏北草原牧民欢呼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各地上层人士拥护自治区筹委会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山南农民在民主改革运动中抓紧生产争取丰收》《中央民族学院二百多名藏族学生回西藏参加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派出两个调查组去山南、拉萨地区视察民主改革情况》《西藏各地人民喜庆翻身坚决拥护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翻身农民第一次把余钱存入银行》《西藏人民积极迎接翻身后的第一个藏历新年》《西藏两老人——农具改革运动中的能工巧匠》等稿件，反映西藏各地支持民主改革、实行民主改革的情况，反映翻身农奴的喜悦。新华社记者林田、昂旺丁增、陈涛采写的《从地狱到人间——记西藏大农奴主庄园凯松谿卡的新生》写道:“封建农奴制度的罪恶枷锁正在被迅速粉碎，席卷全区、声势磅礴的人民革命，使被屈辱、被奴役了千百年的广大农奴从地狱到了人间。”[11]
《西藏翻身农民第一次把余钱存入银行》中写道:祖祖辈辈都是欠债户的西藏翻身农民，第一次将自己的余钱存入了银行。民主改革较早的山南农村，从1月份银行开办储蓄业务以来，全区农民已经储蓄了53万元，其中大部分都是定期存款。拉萨市区开办市民储蓄一个月来，市民在银行的存款已有26?6万元……人们将余粮卖给国家后，踊跃存款。他们说:我们过去受苦，高利贷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现在共产党帮助我们翻了身，变成了有钱的人……这些新闻记录，既反映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成果，对于研究西藏的金融变迁无疑也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
《西藏日报》也在拉萨平叛后，派记者赴多地采访。1959年4月至9月，报社派出记者在全区民主改革第一个试点的山南地区乃东县凯松、凯墨谿卡全程采访，完成了《世代农奴打碎枷锁获得人身自由》的稿件。稿件中写道:62岁的其美江宗领着刚从农奴主家解放出来的4个儿女感激地说，过去生儿养女都不是自己的，生的儿女多，主人要的奴隶就多。感谢人民政府使我在老年时同自己的儿女团圆。《西藏日报》的评论报道也随着西藏民主改革报道逐步成熟起来。1960年《西藏日报》元旦刊发题为《高歌向前》的社论，提出“1960年要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彻底完成西藏的民主改革”，继续为民主改革做舆论动员。《西藏日报》刊发的关于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大量通讯和调查报告，集结成册为《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万恶的西藏农奴制度》两本著作公开出版，两本书共80多篇、25万字，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一时期，西藏媒体的摄影报道也亮点纷呈，留下了诸多珍贵照片。俗话说，一图胜千言。图片是形象的语言，直观生动有冲击力，这对当时文盲率极高的西藏来说，无疑更能引起读者的关注，起到了更好的传播效果。
新华社西藏分社自成立起，就有专门的摄影记者。平息叛乱及民主改革期间，西藏分社先后调来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其中吸收马竞秋、马鹏万、斯朗曲珠为摄影记者，他们用手中的相机留下了反映民主改革的珍贵镜头。如马鹏万拍摄的《新生活在歌唱》，反映民主改革期间，拉萨市蔡公堂乡摆脱了奴隶主枷锁的76岁的老妈妈格桑志玛，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接受土地证。
《西藏日报》定期不定期出版藏汉文版的《双周画刊》和《高原画刊》，主要由摄影记者陈宗烈主编。陈宗烈因此留下了许多反映民主改革的珍贵历史照片，如《被领主剁掉右手的农奴》《重病的小农奴奄奄一息》《翻身农奴感谢恩人毛主席》等，特别是反映达孜县农民焚烧人身依附和高利贷文契的《扬眉吐气》，成为揭露西藏从封建农奴制走向民主进步的珍贵画面。
这一时期，西藏工委本着“事无巨细，事前请示，事后汇报”的精神，对新闻宣传作出专门要求，严格强调宣传纪律:该宣传的宣传，不该宣传的坚决不宣传;不该讲的话，半个字也不讲，该明天讲的话，决不抢先提前到今天来讲;要学习兄弟报纸的先进经验，但宣传内容上一定要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决不左顾右盼。并且规定宣传策略:有些事又做又说，有些事多做少说，有些事只做不说;有的问题是“画龙不点睛”，有的是“点睛不画龙”。提出了严格的审稿制度:重大问题的宣传报道计划，重要的言论和地方新闻，一律送往工委各负责同志审阅，有的还要经集体讨论;其他需要送审的稿件，由分管宣传工作的工委负责同志审定。在非常时期，甚至要求记者的稿件由张经武代表审稿，当场修改[10]44。
西藏的民主改革，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西方反华势力借机搞“大合唱”，报纸轰炸似地渲染“西藏问题的严重性”。为此，有关部门积极开展舆论反击，借嘴说话。
1959年8月，西藏民主改革轰轰烈烈进行之际，以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首的11国通讯社、报社、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记者和作家的访藏申请得到国务院批准，他们于1959年8月12日起，在藏访问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彼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已经74岁高龄，但她以新闻人的执着精神，在时任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马宁轩的陪同下，到拉萨东郊蔡公堂采访农奴协会、到哲蚌寺采访寺院监狱，并采访了阿沛·阿旺晋美等人，与农奴们促膝交谈，了解他们获得的新生活，于当年完成了《百万农奴站起来》的纪实性新闻作品。这部著作以铁的事实驳斥了西方“西藏独立、永不改革”的谬论，让人们了解到西藏人民是怎样、又是为什么最终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
《百万农奴站起来》书中写道:“忠诚的贵族，经过教育的僧人，组织起来的手工艺人，作为新兴的工人阶级都赢得了各自的地位。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一场革命的准备阶段，这场革命正在乡村掀起，要靠觉醒的农奴来完成。”[12]96书中引述受访者的话说:“最近这次叛乱的真实目的是延续农奴制，如果这一目的被公布，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参加叛乱了。”[12]183“达赖喇嘛是西藏最大的农奴主，我们本该开他的批斗会的。”[12]188书中描述了广大农奴的控诉以及对贵族的批斗大会，说“批斗会的目的不是惩罚所有的贵族，而是唤醒民众，找出过去受苦的根源，让人民认识自己有力量结束这种苦难。”作为第一批获准进藏采访西藏民主改革进程的外国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行，以西方人的视角，向外界宣传报道真实的民主改革，成为西藏民主改革时期我舆论斗争进程中光辉的一页。
西藏民主改革的报道，也成就了一批名记者。他们利用广泛深入的采访素材，后来出版了专著，记录民主改革前后的风风雨雨，如郭超人的《西藏十年间》，陈宗烈的《目击雪域瞬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林田的《西藏春潮——一个记者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日记》《藏行纪实》等，这些都成为研究西藏民主改革那段历史的宝贵资料。如，关于民主改革，郭超人在《西藏十年间》的序言中写道:“这是一场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啊!世代被人当成骑马墩的奴隶，第一次骑上了自己的高头大马;祖辈任人横加宰割的农奴，第一次成了地方政权的领导人;长期风餐露宿的人们，第一次搬进了老爷们的高楼大厦;一直沿门乞讨的人们，第一次分得了田地，有了自己的收成……几十年几百年被禁锢的热情终于像江堤决口，像火山爆发，变成了一种势不可当的摧毁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无穷力量。”[8]5
六、结语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60年前，西藏民主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际，一部记录民主改革的新闻报道篇章也开始书写。西藏民主改革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基本结束，实际上是因为叛乱而提前实行的。在此之前，西藏民主改革经历了长达8年的准备期。如果我们认真地回顾西藏当代新闻事业确立期(1956—1961年)的历史轨迹，就会发现它与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历史步伐有着深刻的一致[13]。
这一时期，西藏当代新闻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新闻队伍也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透过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的新闻报道，后人可以管窥西藏民主改革的艰辛过程，认识西藏民主改革的背景、过程和意义。透过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的新闻报道，后人可以深刻地理解新闻宣传的政治属性、阶级属性和舆论动员的艺术技巧、斗争策略，这对今后做好涉藏报道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相关论文范文阅读：《民主与科学》杂志坚持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民主与科学》杂志致力于传播科学精神、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注重思想性、科学性和可读性;勇于探讨社会热点问题;努力在不断改进和创新中形成《民主与科学》的鲜明特色风格。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zflw/2146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