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革命史上，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领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和五届总书记，又在后来被中央开除了党籍;既是中国托派首领，又在抗战爆发后与托派分道扬镳，之后更公开宣称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
摘要：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革命史上，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领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和五届总书记，又在后来被中央开除了党籍;既是中国托派首领，又在抗战爆发后与托派分道扬镳，之后更公开宣称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个性鲜明，凛然傲立，威武不屈。既创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引领潮流，名垂青史，光照后世;又秉持了优秀的品质，特立独行，傲骨铮铮，贫贱不移。由于他的卓越功绩，人们在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时，始终绕不开他;由于他的独特个性和优秀品质，人们在追寻他的生命轨迹时，禁不住感喟他、崇敬他。
关键词：陈独秀;“终身反对派”;卓越;孤独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1]434这是陈独秀写于晚年的一首诗，较为准确和传神地概括了他的特殊个性。他一生几乎都在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中冲锋陷阵，虽然雄辩滔滔，功绩昭昭，但却终究曲高和寡，茕茕孑立。最后僻居江津，贫病交加，穷困潦倒。当初的“不羁之马”，纵然已经“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但仍然“回头之草不啮”[2]158，高挺傲骨，特立独行，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至死不渝。
一、“龙性岂易驯”———不同凡响的皖城名士
陈独秀于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的一个书香之家，幼年丧父，由祖父陈章旭担负他的启蒙教育。年少之时的陈独秀就表现得有些与众不同，使身为晚清候补知县而脾气严厉古怪的祖父，无数次地领教了他以倔强的沉默和不服所进行的顽强反抗，祖父被气得痛心疾首，气愤而伤感地断言：这小家伙，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896年，十七岁的陈独秀有些意外的中了秀才榜首，但第二年即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参加乡试时却落榜而归。
其时距离中国惨败的中日甲午战争仅有两年多，失败的耻辱像一把利剑，高悬在国人的头顶，清王朝早已腐朽不堪，可诸多迂腐的学子们，依旧把个人的命运寄托在科举考场上。陈独秀极其辛辣地描述清朝考场：“所谓抢才大典，简直就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的一切制度，恐怕都有这般毛病。”从此他彻底打消了科举的念头。之后，意犹未尽的陈独秀挥笔写下了七千余字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其文名因此不胫而走，被誉为“皖城名士”。
此后“皖城名士”勇往直前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就在1897年，落第回乡的陈独秀考入了杭州求是书院，受到了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开始认同和推崇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1901年因进行反清宣传，被清政府通缉，他从安庆逃亡，留学日本，从此转身为革命派。1903年，由于沙俄拒绝退出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军，但不久日本政府就应清政府的要求解散了义勇军，于是气愤填膺的陈独秀携同邹容、张继等人，剪掉了清朝留学生监督官的辫子，并立志推翻清王朝。
学成归国后，1904年他在老家安徽编印《安徽俗话报》，传播革命思想;后又组织爱国会，宣传反帝爱国;再之后他参加了蔡元培、章士钊等组织的暗杀团，试图暗杀慈禧太后。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当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大刀阔斧地革除陈弊;1913年又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险遭枪决。出狱后他于1914年第五次浮槎东渡，与章士钊在日本江户创办《甲寅杂志》，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大胆放言：“中国之为中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公然声称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3]如此决绝的姿态，昭示了他要向整个旧的传统观念开战的决心;他以“推倒一世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作鞭策，开始在风云变幻的乱世中崭露头角。
二、“努力与天争”———傲然卓立的“终身反对派”
“让我办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果然，一年后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点燃了五四运动思想启蒙的火炬，率先在中国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怒吼，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学革命狂飙。在新旧思想的搏击中，陈独秀凛然不屈地挺起了自己的脊梁。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的晨曦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掀开了民主革命的新篇章。中共一大在1921年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共第一届总书记。这一年陈独秀42岁，距他乡试落榜已经走过了24个春秋。斗转星移，他已经不是面对封建统治的孤独叛逆者，而转变成了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他已经不是安庆乡间的小秀才，而转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总书记。
从1921年到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前五次代表大会上，不论其出席与否，都能无一例外地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中可见他在当时的威望和影响。但如此的辉煌仅仅延续了七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被停职。之后，他多次果断拒绝共产国际要求他去苏联学习中国革命的指令，决心立足中国，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因此虽然被解职，但陈独秀依然关注着形势的发展，思考着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坚持给中央写信提建议。1929年四、五月之间，陈独秀意外的读到了苏联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著作，非常意外而惊喜的发现托洛茨基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就已经公开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基本路线的指挥错误，在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又指出了斯大林应当承担的责任。这让陈独秀一时间如同得到了知音，受到了无比的精神慰藉和寄托，于是便逐渐接受了托派的观点。
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等人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中国托派。这样他独立思考的结果却是令人遗憾地滑入了托派的歧途，成为了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中东路事件后，他公开反对中共中央遵循共产国际指令而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更重要的是这种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不顾及民族的利益”[4]375。
他甚至提出用“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代替“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以便贴近普通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但中共中央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更不可能接受他的建议，相反中央严厉地斥责了他，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对他进行严厉警告。但陈独秀倔强地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5]96。当时，共产国际正在整个国际共运中，掀起了反对托派的斗争，为了尽快解决党内的反对派问题，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于10月15日通过决议，决定将听不进教育的派别分子“开除出党”。但这时陈独秀已经不屑于任何警告，因此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正式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
其后陈独秀于12月10日，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对中央开除自己的理由逐条进行了辩解，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是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支配。但长期以来，出于政治偏见，许多人都执拗地认定《告全党同志书》中的陈述，完全是陈独秀的精心编造和杜撰，目的就是为了开脱自己责任。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诸多原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的解密与公开，最终还原了陈独秀的清白，强加于他头上七十多年之久的诸多不实之词和骂名，终于不攻自破。抗战爆发后，和国民党不共戴天的陈独秀，顾全国家大局，赞成国共合作，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为抗日竭诚尽力、奔走呼号，与托派渐走渐远，以至彻底决裂。
1938年，因为被王明、康生污蔑为日本间谍，从此也与中共中央最终决裂。这样，陈独秀可谓“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坚持不懈地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反对斯大林，反对第三国际，反对服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中共中央，反对托派，直至生命的晚期，依然对来自各方面的邀请抑或拉拢一概对抗和拒绝。
在波涛汹涌的历史大背景中，他始终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却从未屈服;用自己的卓越智慧和担当精神，成就了“终身反对派”的傲气和风骨。正如他言：“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6567]他不断的否定历史，也否定自身，“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无论是对人生还是对社会，他始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顽强的战斗精神。
三、“坎坷终其生”———贫贱不移的老书生
“黄山孤山，不孤无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这一首纯哲理的四言诗，是陈独秀给好友刘海粟的画作———黄山《古松图》的题词，也可以看作是他矢志不渝、战斗不息却孤独终老的人生写照。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几乎全部诿过于陈独秀，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不仅被拒之会外，而且被撤销了总书记的职务。之后，共产国际和中央三令五申地指令他去苏联学习，他都愤然抗拒：“我干中国革命，去苏联学什么?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7]是的，“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是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陈独秀就明确提出而且也极力坚持的观点和行动，但历史无情，他的第三次被捕与营救，特别是开展党建工作的经济困境，冷酷地打碎了他一直主张的一边干工作一边干革命的幻想，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初衷和意愿，开始屈服于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旨意”，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和领导。然而即便如此，许多资料表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种种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决定，都曾经遭到了陈独秀的怀疑和极力反对，他并没有无条件服从，更没有惟命是从。
1927年11月和12月间，陈独秀已经不是中共领导了，但针对当时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连续不断地给中央写信：“我见到党有危险，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及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然而他的意见不仅没有得到认可，相反，却被开除了党籍。但即便在被开除党籍之后，面对中央实行“全面出击”的盲动主义错误，他仍然义无反顾、直言不讳地大声疾呼：“如此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双管齐下，结果必然把党送到死路上去!”[8]不久党在白区组织的百分之百的惨痛损失，证明了他的远见和正确。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斯大林要他写悔过书的指令，他慷慨陈词：“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9]
428“我随诸同志之后，建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10]393由此成为当时中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位敢于公开站出来直言不讳地冒犯并指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权威和错误的勇士。毫无疑问，陈独秀毫不缺乏政治勇气，更富有宏大的政治抱负，他曾经痛切感慨：“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他也明白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11]544，而且“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尽管其自认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涯差不多都是“失败”的，但因为政治是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根本问题，谁都不应该“装聋作哑”。这也许就是他所赞美和崇尚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12]424。出狱后的陈独秀，既不愿委屈悔过以重新回到党内，也不愿同流于已经偏离了自己初衷的托派组织，更不愿容身于逮捕并杀害了他两个儿子的国民党，还不得不承认和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尽管处境非常艰难，但他依然刚直不阿：“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
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不对的话。”[13]432-433他郑重声明：“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我绝对不怕孤立。夕阳残照、贫病交困、年逾花甲的陈独秀，犹如老骥伏枥，壮心难已，感叹“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坦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诚如鲁迅之言：真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预备着将来的牺牲”[15]87。他的一生一直坚持扮演着战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时常都在“忤众”，“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16]263那怕被朋友称为“终身的反对派”，他也在所不辞，而且甘之如饴，并强调这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他不仅不善游泳，而且匮乏灵活性，更特别地厌恶玩弄权术，这实在不适合担任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他也就只能在怆凉和孤独中，傲然而凄凉和落寞地走完了自己曲折坎坷、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这是陈独秀去世后，他的老朋友朱蕴山的赋诗，知者如斯，他的确是至死都没有改变自己清白、清贫、清高而且孤傲、孤独、孤苦的书生本色。
参考文献：
[1]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朱洪.陈独秀与中国名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1997.
[3]《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
[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G].1979.
[5]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6]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7]陈独秀.独秀文存[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82.
[8]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G].1979.
政工师论文投稿刊物：《党史文苑》本刊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突出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办刊宗旨，在党史研究、宣传、教育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荣获中文核心期刊(1992)，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期刊、华东地区优秀党史期刊、中国共产党类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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