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 要：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关系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 中美人文交流可以成为官方话语体系的补充知识，为中美关系注入暖力量。 高校是抗击疫情的先锋力量，无论是一线治病救人，还是科研抗疫，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生力军。 但是，高校
摘 要：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关系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 中美人文交流可以成为官方话语体系的补充知识，为中美关系注入“暖力量”。 高校是抗击疫情的先锋力量，无论是一线治病救人，还是科研抗疫，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生力军。 但是，高校在推进中美人文交流中需要克服群体偏见、文化偏向、传播偏向的多重影响，构建有效的中美跨文化对话平台，实现从刻板印象到互惠性理解的跨越。 武汉大学在疫情期间位居中美人文交流的前哨，以共情为起点，通过特殊的“他者”，探索文化“他者”的认同，实现互惠性理解。 同时，在疫情防控的新常态下，武汉大学秉持求同存异、多元主体、文化偏向新赋能等理念，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对其他高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疫情 中美人文交流 跨文化传播 互惠性理解
一、引言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席卷武汉，在全国4万余医务工作者驰援和全国人民支援下，武汉于4月8日结束为期76天的封城，迎来“武汉保卫战”的胜利。
有关武汉的话题自疫情初始便一直是国际舆论界的热点，部分西方国家持续抹黑中国，对华展开舆论战，提出“阴谋论”“污名化”等论点，使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遭受巨大挑战。
习近平同志指出，“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被认为是支撑中美关系的三大支柱。 在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均遭遇困难的情况下，人文交流作为中美关系的“软力量”和“暖力量”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高校不仅有奋战在抗击疫情最前沿的附属医院，而且在病毒发现、病毒溯源、传播途径、病毒检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封闭校园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借助其丰富的对美交流资源，为中美人文交流贡献力量。 本文以武汉大学为例，以跨文化传播学视角，探讨疫情语境下高校如何推动中美人文交流。
二、从刻板印象到互惠性理解
新闻传播学著名学者李普曼曾提出“刻板印象”理论，指出新闻生产的主体以对“他者”既有的印象去理解客观事实，排斥与刻板印象相冲突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新闻生产并不是先观察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观察。 新闻生产依赖所在的社会群体，对客观事实的感知不能超越其社会文化规则的引导[1]。 疫情背景下，西方世界对华刻板印象加深，发表“他者化”言论，维护主体利益。 疫情加剧了中西文化认同的分裂，导致中美间政治经济互动多处于“主体性下的强加式交流”。
如何使跨文化传播成为可能? 超越“我”与“他者”各自文化局限性，构建“互惠性理解”的跨文化关系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关键。 “互惠性理解”(reciprocal understanding)，是指建立在对话与合作中的理解，超越文化偏向，超越把“他者”文化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满足的局限，形成建构跨文化传播关系的可能性[2]。 “互惠性理解”可以把在刻板印象、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等基础上达成的认知当作对“他者”的敌意，开展基于生活事实与文化动态发展的“对话式”理解[3]。 疫情时期，中美高校间的交流与互动很好地充当了“互补性知识”，属于基于文化协商的生活样式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我”与“他者”的文化局限性，推动中美跨文化传播成为可能。
三、抗“疫”的中美合作——“互惠性理解”的要义
“我”与“他者”的利益共同点是达成“互惠性理解”的要义。 疫情时期，抗疫的国际合作既是美国高校及医疗系统的切实需求，也是高校在特殊时期推进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使命。 武汉大学从“互惠性理解”出发，充分展开中美疫情交流，发出武大声音，贡献武大智慧，讲好武大故事。
(一)“共情”——互惠性理解的起点
“共情”(empathy)，也称为同理心，由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所阐述，是指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对他人情感具备感受力和理解力。 疫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灾难，中美间守望相助的语言表述可以很好地成为共情的载体，打破文化藩篱，成为“共享的意义或共享的概念图”。 [4]
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大学陆续收到多所伙伴高校及国际友人的慰问，涉及校长、行政管理部门、专家学者、学生等多个层面，包括美国哈佛医学院、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俄亥俄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 同时，也收到部分物品捐赠。 例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在武汉疫情最艰难的时刻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捐赠口罩; 美国杜克大学通过与该校合办的昆山杜克大学向湖北省及武汉市12家医院捐赠护目镜2110副、手套100副、消毒水5.15吨、消毒喷雾50瓶、速干衣1000件及若干生活物资。
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武汉大学立即向友好学校发函慰问，表示感同身受，并向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姐妹高校捐赠口罩。 基于伙伴关系建立的信任更容易搭建主体间互惠性关系的对话平台，在特殊时期，可以以“共情”为依托，建立相互理解和良性互动，避免陷入刻板印象产生的话语偏见。
(二)特殊的“他者”——互惠性理解中的发力点
在“我”与“他者”“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有一种特殊的“他者”，即熟悉“我”与“他者”两种文化范式，游走在两种文化语境，同时不受任何政治因素影响的自由主体。 疫情暴发以来，中外媒体都非常关心生活在武汉的外国人。 高校中有大量的外籍教师，他们按照自身经历和文化理解自由表达对“他者”的文化观察，扮演了互惠性理解桥梁的角色，成为文化关照的积极因子。
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外籍教师有110人，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外院士等世界知名专家学者。 为保障外籍教师在特殊时期的正常生活，武汉大学在前期全面摸排、发布动态信息、协助撤侨的基础上，对留汉教师开展点对点服务。 例如，帮助网购生活物资、定期开展心理疏导、指导外籍教师网上教学，为外籍教师的生活需求和工作秩序提供保障。
因为浸入式文化观察，外籍教师对武汉大学的工作给予了积极回应。 例如，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提莫·久臣·巴兹(Timo Jochen Balz)教授和史蒂夫·查尔斯·麦克魁(Stephen Charles McClure)研究员、电气与自动化学院汉姆靳·艾扎特·拉席特(Ghamgeen Izat Rashed)副教授以及外语学院教师塞维亚·斯席柔德(Sylvia Schroeder)女士先后接受多家中外媒体采访，均表示对中国政府抗击疫情政策坚定支持，并拥有必胜信心。 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武汉大学索维奇国际分子科学中心外方主任金·皮埃尔·索维奇(Jean-Pierre Sauvage)教授在回复武汉大学的慰问信函中称，“我认为中国在应对疫情时采取了最为合适的方法：严格的纪律和隔离政策”。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武大“海外名师”项目教授丹妮·山姆斯(Danny Summers)院士回函称，“加拿大正在努力推动减少社交活动，而这一实践在中国已经开展得非常成功”。
另外，4月11日，在武汉刚刚解封的第4天，武汉大学就成为外媒深入了解中国抗击疫情的窗口——来自全世界20家媒体的记者走进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体接管的雷神山医院和武汉大学，其中美国媒体有4家，包括美联社、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华尔街日报、彭博社。 在雷神山，武大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媒记者介绍中南医院“1+3”收治模式以及医护人员战疫贡献。 在武汉大学本校，外媒记者与包括外籍教师、国际学生在内的15名武大师生代表进行座谈，内容涉及网络教学、疫苗研发、校园管控、留校国际学生情况和外籍教师工作生活情况等。
通常，“他者”的客观存在使得互惠性理解存在困难，但是外籍教师等“特殊的他者”却使得“我”与“他者”可以较为容易地打破文化边界，借用其深入的文化观察，让“他者”跳出文化局限性。 浸入式观察可以实现“视界融合”，成为互惠性理解的发力点。
(三)“认同”——互惠性理解的落脚点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是跨文化传播活动面临的首要问题[5]。 面对新冠病毒，武汉最先暴发疫情，对病毒发展机理掌握的最全面。 当疫情在全球暴发，美方抗疫群体对病毒信息的需求，激发了二元文化交流抗疫经验的强烈意愿，建构了“文化协商”的平台，催生了民间开展“合作”“对话”“多元声音”等参与性文化。 武汉大学从美方合作院校的关切出发，积极回应美方所需，在医生防护、封闭校园防控等多方面，积极分享科学数据和经验，组织视频会议20余场，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与美国视频交流次数最多、层次最高，将以“共情”为基础建立的跨文化对话进一步推向深入。 例如，3月28日，武汉大学应邀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视频连线，美方18名专家参加，武大5位一线抗疫专家参会，视频连线持续了2个小时。
4月5日，武汉大学与哈佛大学在线召开“中美医疗系统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哈佛—武大学术研讨会”，美方有4位医学科学院院士参加，包括美国“新型传染病和21世纪健康威胁”常委会主席哈维·芬芬伯格(Harvey V. Fineberg)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前局长玛格丽特·汉伯格(Margaret Hanburg)院士，前健康信息技术国家协调员戴维·布鲁门特(David Blumenthal)院士，美国参议院经济顾问、中国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会外籍顾问萧庆伦(William C. Hsiao)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武汉大学副校长唐其柱教授等专家，以及3名校友企业家参会。
4月10日，武汉大学应邀与芝加哥大学进行视频连线，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近40位医生参加了网络视频会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心内科、感染科、呼吸科等专家进行了分享。
4月16日，武汉大学在线召开“纽约医疗系统—武汉大学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研讨会”，纽约奥兰治地区医疗中心首席执行官布然·图(Brian Tew)、首席临床官罗斯·巴克泽斯克(Rose Baczewski)、急诊服务副总裁帕母拉·墨菲(Pamela Murphy)、心理系主任纳得·欧克拜(Nader Okby)，耶鲁纽黑文医院系统传染病总监理查德·马丁讷楼(Richard Martinello)，格林威治医院传染病主任杰姆斯·萨比特(James Sabetta)等10位纽约地区临床专家参会。
武汉大学依托学科优势和经验优势，积极开展跨文化对话，跨越了“文化边界”，获得外方高校认同。 许多高校连线后纷纷表达谢意，在感谢函中给予较高评价，认为武汉大学高效率组织专家，分享抗击疫情经验，为美国高校医学院的新冠肺炎诊疗提供了指导，并希望未来持续进行经验交流与分享等。
四、后疫情时代高校 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思考
(一)求同存异，维护跨文化传播的良性互动
高校人文交流首先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化解形象危机，在因疫情产生群体性偏见的语境中开展合作。
首先，应回归到互惠性理解的起点——语言。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写照[6]。 所有较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所使用的语言，语言不仅反映文化的形态，语言结构差异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理解[7]。 虽然处于“多元单一主义”中，通过意识形态或价值观被划分了“我们”和“他者”，构成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但是，这也启示高校在特殊时期畅通对美跨文化交流渠道的重要性，秉持求同存异理念，以友善、主动的姿态始终向美方传递积极、专业的话语体系，避免因一元中心论调的语言叙事风格引发摩擦，在分歧领域引入文化关照，寻求互惠性理解。
以武汉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交流为例。 其一，应选取对华友好的美国高校实现求同存异，这是互惠性理解的前提。 例如，3月份，美国疫情暴发，武汉大学向俄亥俄州立大学捐赠口罩，美方主动签署免责条款，避免武汉大学陷入潜在的法律风险。 其二，应在具体沟通中做到求同存异，形成互惠。 例如，3月底，俄亥俄州立大学18名医生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视频连线非常成功，随后，该校校长提出要求视频连线武汉大学校长，交流封闭校园管理经验。 与医疗系统的经验分享不同的是，非专业领域的跨文化对话可能会涉及两种不同制度下的管理模式和文化差异。
在中美关系正处舆论漩涡的时刻开展对话，要做好充分的事前沟通，达成一致，既要维护两校长达40年的友好关系，还要避免外方舆论误读，同时还要保证我方采用的管理模式能被美方理解并得到启发。 4月21日，双方在特殊时期的对话进展顺利，外方校长在视频连线的最后感谢武汉大学的经验分享，并约定今年6月份在该校重启校园时再次向武汉大学取经。 当天上午，外交部时任发言人耿爽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两校校长的连线。
5月19日，俄亥俄州立大学所在地哥伦布市当地媒体《哥伦布快讯》在头版以较为正面的论调报道了武汉大学与该校校长联线和武汉大学前期的捐赠行为，是目前美媒涉华报道中较为难能可贵的正面报道，也是对种族主义论调盛行的美国政治话语体系的一次民间修正。
(二)多元主体，调动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要素
高校人文交流面对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在深受疫情影响的中美关系下挖掘美方意愿，使得中美人文交流可持续健康发展。
区别于与欧亚地区的合作，高校中美人文交流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坚实基础，依赖于双方务实的教育合作项目。 随着中国高校国际化进程的提速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学者作为人文交流主体的作用逐渐凸显。 数量众多的学者群体不仅拥有跨文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而且拥有广泛的对美教育合作资源和优异的学术对话能力。 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交流工作带来的冲击，专家学者、海外校友等多层次、多元传播主体才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真正先锋。 要构建协同工作机制，发动学者，联络海外校友，探索疫情防控新常态下构建中美合作的新语态和新模式。
一是要与中外方重要学者形成互动。 近几年，武汉大学新入职的具有海外学历背景的教师中，拥有美国高校学习经历的教师占37%。 他们已成为武汉大学与美国知名高校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桥梁。 例如，疫情期间，武汉大学心内科专家唐其柱教授亲自参加了20多场视频连线，而且牵头组织了很多高端连线，包括策划与哈佛大学的连线、与纽约医疗系统的连线、与世界医科名校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连线等。
同时，得益于几位外方教授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武汉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合作在疫情期间仍然得以可持续发展，双方学者互动依旧频繁。 “武汉大学—芝加哥大学医学教学改革项目”从2008年创立中美实验班开始，到2014年，改革试点的整合式课程推广至所有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双方的合作领域从本科生教育衍生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医师培训等。 十余年来，武汉大学派出逾100名中青年骨干教师赴美进行3～6个月的教学研修活动。
芝加哥大学选派200多名教师来武汉大学开展教学研讨、教学示范、教学培训等活动。 双方教师在国内外医学教育期刊上发表教学论文220篇。 在2015年教育部医学教育认证中，中外医学教育专家认为，武汉大学中美医学教育成果引领国内医学教育发展方向。 目前，医改项目外方牵头人任斯楼·希尔斯(Renslow Sheres)教授撰写的专著——《武汉大学医学教育改革经验》(英文版)已于2019年出版，中文版也即将发行。 希尔斯教授早年与武大学者共同开展田野调查活动，建立了友谊和信任，这成就了两校延续至今的跨文化对话。
二是要与海外校友形成互动。 海外校友是跨文化语境中“特殊的我”。 他们身处“他者”文化情境中，却拥有“我”或“我们”的文化认同，熟悉中美两种话语体系和运作规则，有匹配双方资源的精准判断力，是中美人文交流的桥梁和跨文化传播的使者。 武汉大学既有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董欣年院士、王小凡院士等知名校友，他们在武汉大学和杜克大学共建昆山杜克大学过程中作出贡献; 同时，还有大量心系母校的优秀校友，例如，武汉大学与俄亥俄州立大学40多年的友情，得益于校友李敏儒老师长期甘当志愿者。 疫情期间，海外校友从医疗物质保障、科研抗疫等多维度为武汉大学抗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危中求机，抓住文化偏向的新赋能
高校人文交流还要面对的难题是，国外群体性偏见导致危机，同时也赋予了新的跨文化对话空间，如何抓住文化偏向的新赋能，开辟新的合作。
区隔化的中西方形象谱系使得传统交流方式受阻，全面、整体性的跨文化传播存在困难，只能力求点上突破，以点带面，在美方认可的知识谱系中找准结合点，从正向角度寻找文化偏向和传播偏向赋予的新机遇，并以多元、互动的视角重构美方对华认知和互惠性理解。
疫情期间，武汉大学依据前期工作计划，与美方探讨搭建联合科研平台事宜，联系多位美方学者，发现美方更倾向于在临床医学领域开展合作。 医学教育合作在疫情的影响下可以成为合作的新的增长点。
2月初，美国哈佛医学院表示，该校与武汉大学的合作拟在原计划基础上，增加与危重症医学、疫情防控相关的学科体系建设，涵盖危重医学临床大数据平台建设、武大哈佛远程ICU建设，开展以案例为基础的危重医学临床培训、以临床大数据为基础的临床科研培训、武大—哈佛联合会诊等内容。 该合作将为武汉大学和武汉地区医院提高远程危重医疗提供技术支持，并助力武汉大学危重医学学科建设，为武汉大学培养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信息技术复合型人才提供支撑。
2月，疫情在武汉暴发时，芝加哥大学多位教授和国际部都给予了积极反馈，表达疫情过后继续合作的愿望，特别是促进在临床医学领域的合作。 由于受疫情影响，芝加哥大学专家未能按照原计划来校授课和交流，但两校学者仍然通过视频、邮件、微信等多种方式开展持续性的沟通交流。 3月底，芝加哥大学校长司马博(Robert Zimmer)教授致函武汉大学，表示将在疫情过后继续开展对华合作。
后疫情时代，跨文化交流受到空间阻隔，但是突破物理空间和形式的拘泥，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网络空间与便利。 近几年，各高校普遍将选派学生到海外高校学习列为重要的工作目标，但是在疫情冲击下，该项工作持续在线下大规模开展难度较大。 武汉大学将引进世界知名高校线上夏令营调整为工作重点，力推20余个线上夏令营，并制定管理办法，授予学生与线下学习同等学分，鼓励学生开展疫情新常态下的海外学习。 同时，以科研为核心组织的“云端”研讨会也非常受学者们的欢迎，云合作正在推动武汉大学与美国高校的多维度合作。
五、结语
文化是一种互动性的存在，虽然“我们”在“他者”的文化中被贴上鲜明的标签，美方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从态度跨越到行动，但高校校际间、学者间广泛深厚的人文交流却在中美间构建了平等对话的平台。
面向互惠性理解可以成为高校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出发点，具体包括几个要点。 第一，“共情”是互惠性理解的起点。 言语是情感的载体，跨文化叙事回归到人性本身，更容易打破二元文化对立，让共享的情感在跨文化间流动。 在防疫常态化背景下，武汉大学与伙伴高校围绕疫情动态表达感同身受和守望相助可以加强中美高校校际交流关系，加固中美人文交流基础。
第二，特殊的“他者”是互惠性理解的发力点。 在高校，大量外籍教师拥有浸入式文化观察视角。 由于“他者”对于拥有同样文化身份的群体更容易建立信赖关系。 外籍教师会是“他者”对“我”或“我们”文化范式理解的有效窗口，可以促进两种文化语境的“视界融合”。 因此，疫情期间，外籍教师是中美媒体关注的重点群体，武汉大学的外籍教师更是关注的重中之重。 在汉外籍教师从跨文化视角讲述了武大故事。 第三，“认同”是互惠性理解的落脚点。 抗疫期间，武汉大学从“他者”的现实需求出发，积极分享抗疫经验，友善提供协助和支持，构建了跨文化对话的深度交流平台，获得美方理解和认同。
新闻教学论文投稿刊物：《新闻与写作》(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新闻专业期刊，集理论性、知识性、实用性、可读性为一体，历来为新闻工作者、通讯员、写作爱好者和大中专师生所厚爱。
在后疫情时代，武汉大学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而秉持的理念为：一是求同存异，维护跨文化传播中的良性互动; 二是多元主体，调动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要素; 三是危中求机，抓住文化偏向的新赋能。
处于疫情暴风眼中的武汉高校以跨文化传播的理念为参照，力图在国际权力关系倾斜、国际传播偏狭的不利局面中为中美人文交流贡献武大力量与智慧。 武汉大学在启迪其他高校的同时，也是众多中国高校在疫情防控新常态下砥砺担当的缩影。
参考文献
[1]单波. 面向跨文化关系：报道他者的可能性[J].新闻与写作，2020(3):5-9.
[2]单波. 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03-113.
[3]单波. 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32.
[4]单波，熊伟. 跨文化传播的语言问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9(4): 133-140.
作者：刘晓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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