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自《剑南文学》2013年第11期，作者：刘佳丽

　　【摘要】：王国维的“意境说”可谓影响深远，他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更是深深贯穿于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之中。本文主要是从“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的理解中延伸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试图回归中国文化语境、历史背景，运用中国古典美学中理论的来解读作品中的言外之意，用中国诗论来进行古诗词鉴赏教学，使我们在未来的教学中能做到真正的文化回归。
 

　　王国维的“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可以理解为“言外之意”。言外之意，顾名思义是语言的超载意义，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暗示的意向意义和文学作品中的审美表达。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说：“戴容州云：‘诗家之最，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境外直径，岂容易可谈哉！”童庆炳先生认为，“‘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是说玉石晶莹，在日光照射之下，熠熠生辉，那辉光如缕缕轻烟缠绕，但又不是真实的烟，因此可望不可即”。“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与司空图“象外之象”、“韵外之至”很相近。但王国维是针对意境而言的，意境不深远，便无弦外之响。

　　“言”与“意”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文学自觉之前是以“意”为本的，文学自觉之后的“意为主，言为辅”的言尽意观都体现了言意的关系。到了魏晋时代，更成为思想界热烈争辩的重大问题，以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为代表。“言尽意”取自《周易》“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以尽言”。范晔首先提出文学创作的“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唐宋时期对言尽意观进行了新的开拓，明清时期“文章以意为主”文论中的言尽意观进入繁荣时期。

　　魏晋南北朝开创了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的追求，以上观点最早见于三玄中的《周易》。该书《系辞传》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本来，书不尽言和言不尽意的本身，蕴含着朴素辩证法。但在魏晋玄学形成过程中，由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争论，以及人物评论的活动，名士们常常讲一些弦外之音的话，去显示自己的清高风雅，因而引起了言意关系问题的广泛讨论，即为“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

　　《左传》的叙事就已经具备了言外之意的特点。《左传》的叙事，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情境的描写上，更简洁含蓄，含蓄的叙述中渗透着作者的态度。这种言外之意的叙事方式渊源于“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春秋》记录历史所运用的书写方式，其根本准则在于史事与史家思想、实录与褒贬、事与义的统一，这统一的途径则是修辞的运用。从叙事的角度讲，“春秋笔法”就是修辞，是实现言外之意的基础。

　　之后，司马迁在《史记》中寄寓自己对社会历史的评论和褒贬。但是，这种褒贬主要是通过描述历史人物一生行事来加以表现，将自己的情感态度，借助语言的修辞，在婉转的叙事中表达出来，散发出深长的意味。随着史学意识的不断增强，史学逐渐走向独立，逐渐偏离文学方面，脱去文学性的审美因素向纯史学的方向演进，文史相分离日益成为必然趋势。加之史著的编撰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严格控制，史事寄寓褒贬、道义的载体作用被弱化了，失去了事与义的结合，言外之意的修辞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韵味也不复存在。

　　唐宋对追求作品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继续，《水浒传》的叙事具备言外之意这一特点。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情境的设置，都笔外有笔，笔外有意。作者将要表达的内心情感、态度、倾向，并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委婉曲折地隐藏在字里行间。金圣叹等小说评论家早已指出《水浒传》的叙事手法出自《史记》又胜似《史记》。明清“神韵说”对文学作品“意在言外”的追求，王士禛要求诗歌“天然澄淡”“风神韵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强调“兴会神到”、“得意忘言”。王国维“境界说”对文学审美鉴赏的开拓。从《左传》到《史记》再到《水浒传》，从史传文学到古典小说，这种叙事传统的传承，反映的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因此不仅仅是《水浒传》，其他的古典小说也普遍具备言外之意、意味深长的叙事风貌。

　　在中国文学发展演进过程中，中国古代诗人审美意识和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古典诗学，十分注重意境的描写，通过隐含的词语来表现深层的含义。诗的意蕴是文本各个环节综合的信息反馈，意在言先，亦在言后，在涵咏讽诵中，诗歌的格调气象自然生成，诗意由含而不露，转而心领神会。清人沈德潜言：“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

　　但是，读者在艺术接受过程中，并非轻易地就能进入艺术世界，领会诗的意蕴。一部作品，或许因为诗语的含蓄隐晦，使欣赏者一时难以把握其真正的思想内涵。或许还因读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缺乏，与诗人情思上存有隔膜，无法与作品对等交流，产生共鸣。只有往复多次吟咏，以自己亲身经历或设身处地去体认，才会自然领悟到诗人所表达的情绪意趣。

　　诗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性，情若深渊，含蓄蕴藉，见于语言之外。读者既利用现成诗语的意向性、启发性，又要超越语义束缚，去心神冥契。皎然说：“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

　　欣赏古典诗歌，力求获得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这就要求接受者以个体的生命直觉去感悟、冥会，甚至遭遇类似禅宗的神秘体验。清代的王土禛云：“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斐《辋川集》及祖咏《终南山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读唐人五言绝句就象参禅打坐一样，有得意忘言的妙趣，一经笔舌，不触则背。王维的诗，字字入禅，有口皆碑。由此可见，古典诗学在讨论诗歌语言的接受时，既重视语言系统，又要求超越语言用一种跨文化跨历史的视角去解读诗歌。

　　中国古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浓缩，古诗词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精神，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积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品格。因此，要鉴赏中国古诗词中的言外之味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中国悠远的历史大背景。

　　在古人大量的诗含着丰富的创作技巧与鉴赏理论，有着中国人对诗词独到的体验与见解，而这些皆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内容，可以为我们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但是，我们目前的古诗词教学却多沿用西方文论的术语与方法来指导学生进行诗词鉴赏，用西方的诗论来鉴赏带有浓厚民族文化特色、具有灵性与悟性的中国古诗词，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很多时候不能道出中国古诗词之妙。本文试图回归中国文化语境、历史背景，运用中国古典美学中理论的来解读作品中的言外之意，用中国诗论来进行古诗词鉴赏教学，使我们的古诗词教学能在传统中展开，从而做到真正的文化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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