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毕飞宇的小说理想是轻盈而凝重，在小说叙事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运用隐喻修辞、转喻修辞、反讽修辞等实现的。从叙事话语层面来看，反讽修辞叙事主要有克制叙述、夸张叙述和戏仿叙述，此外还有情节反讽、复调反讽。隐喻叙事主要有隐喻性叙事结构、隐喻性意
[摘要]毕飞宇的小说理想是轻盈而凝重，在小说叙事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运用隐喻修辞、转喻修辞、反讽修辞等实现的。从叙事话语层面来看，反讽修辞叙事主要有克制叙述、夸张叙述和戏仿叙述，此外还有情节反讽、复调反讽。隐喻叙事主要有隐喻性叙事结构、隐喻性意象和隐喻性语言。因此，他的小说形成了空灵、隽永的小说艺术风格。
[关键词]毕飞宇小说,叙事修辞,反讽,隐喻
毕飞宇在接受访谈时说：“轻盈而凝重，是我对小说的理解，是我的小说理想。在根子上，我偏爱重，偏爱那种内心深处的扯扯拽拽。但一进入操作，我希望这种‘重’只是一块底盘，一种背景颜色。同时，我又希望我的叙述层面上能像花朵的绽放一样一瓣一瓣地自我开放。
一瓣一瓣地，就那样，舒缓，带有点疼痛。”①那么毕飞宇是如何平衡轻盈的叙事形式与凝重的思想内容、乐观与悲观的美学基调之间的矛盾的呢?从叙事修辞的角度看，他在小说叙事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灵活运用隐喻修辞、转喻修辞、反讽修辞、儿童视角叙事等叙事修辞方式实现他的小说理想的。本文主要论述其中的两种叙事修辞方式：反讽和隐喻。
一、反讽修辞
反讽(irony)的基本涵义是“言此而意彼”。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格，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存在方式和文艺美学原则。客观世界本身是一种反讽性存在，人也以反讽思维把握世界。克林斯·布鲁克斯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一文中表述过“新批评”派对反讽的看法：反讽就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①。
由此看来，反讽修辞的运作机制是：反讽生成于语境当中;语境中的两种相反、相对的元素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张力撕开了话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缝隙，在缝隙中生成了反讽意味。
从叙事话语层面来看，毕飞宇小说中存在着多种话语反讽形态，比如克制叙述、夸张叙述和戏仿叙述等。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话语机制：叙事者与隐含作者的分离，使叙事者成为不可靠叙事者，叙事话语就变得不可完全相信，在字面意义之外总是有相反、相对意义与自己对话，在对话中存在和话语的反讽状态一并显现出来。
(一)话语反讽
在话语反讽中，克制叙述就是故意把话说轻，但使听者知其重;夸张叙述就是虚情假意地夸张，暗指其相反性质，正话反说;戏仿叙述则是叙事者对某种话语或者话语模式进行借用，让其进入新语境，承受语境的挤压，从而显示出不伦不类、调侃或嘲讽的反讽意趣。我们可以从下列话语体味不同的反讽类型及其意趣。
1.根据我们在墙头上的观察，后来主要是凳子倒了，如果凳子不倒，这个女人完全可以在长凳子上持续一个星期。凳子倒了，女人只能从长凳子上栽下来。不过问题不大，她只是掉了几颗门牙，流了一些血，第三天的上午她又精神抖擞地站到长凳子上去了，直到这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她笑得真是古怪，浑身都一抽一抽的，满头花白的头发一甩一甩的，只有声音，没有内容。———《怀念妹妹小青》
2.他说，石油就是电。有了石油，村子里的所有树枝上都能挂满电灯，就是手电。月亮整个没用了。村子里到处是电灯，像枸杞树上的红枸杞子一样多。电在哪里呢?———电在油里头;而油又在哪里呢?———油在地底下。队长说，这就是科学。———《枸杞子》
3.在吃饭这个问题上，吴蔓玲已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可以用多、快、好、省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吴蔓玲一手捧着大海碗，一手拿着筷子，在大海碗里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运动战、歼灭战，四处出击，四面开花，一边吃，一边转。满满尖尖的大海碗，三下五除二，一转眼就被吴蔓玲消灭了。
———《平原》例1.属于克制叙述。这是作者以儿童视角来叙述的“文革”中的批斗会场面，孩子们以懵懂、纯洁的目光看到的只是事情的表面，无法理解“浑身都一抽一抽的，满头花白的头发一甩一甩的”等动作的前因后果，也无法知晓这些动作包含的屈辱和痛苦，他们只是觉得好玩，但读者却在这冷静的叙述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更多时代意义，读出了“不好玩”的感受和沉重，隐含作者一直在与叙事者争执着，仿佛在不停地说，“不是这样的，哪能这么简单!”反讽意味在克制叙述背后冒出来了。
作者在叙述“文革”、死亡、暴力等重大或严重事件时，往往有意克制住内心的激情，出以轻描淡写或戏谑的文字，从而达到反讽的美学效果。例2.属于夸张叙述。小说《枸杞子》中的勘探队队长、父亲的话语都是如此不靠谱、夸张。人情物理被夸张到极致时，就走向了反面，就破绽百出，难以置信，反讽就刺破了吹大的气球。
而例3.则是戏仿叙述，戏仿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政治套话，像什么“地道战、麻雀战、运动战、歼灭战”，“多、快、好、省”等，这类极富攻击性、军事化的政治话语降格到日常生活语境中时，就显得大材小用，一种高射炮打麻雀的滑稽感就产生了。政治套语的冠冕堂皇、一本正经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二)情节反讽
如果说小说话语反讽是在上下文中、主要因不可靠叙事而形成的，那么情节反讽的成因主要在于情节前后因果关系的悖反或错位。毕飞宇小说的情节反讽与话语反讽等反讽形态往往是共存共生的，《平原》《玉秧》《青衣》等小说就存在着大量的反讽情节。小说《玉秧》在“宿舍失窃案”一章叙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学校运动会的第二天，八二(3)学生庞凤华发现一直放在自己人造革箱子里的十六块钱现金外加四块钱的饭菜票不翼而飞了。钱主任、黄主任和公安局派出所一起破案，其实庞凤华什么也没有丢，她把现金和饭菜票藏在了内衣口袋中，自己忘记了。风声这么紧张，她不敢说破。
但破案工作稳步进行，钱主任唱黑脸，表示“案子一定要破。”黄主任唱红脸，面对八二(3)班全体同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两位主任配合公安局表演的这出戏立竿见影，汇款单寄来了。不是二十块钱，而是四张即八十块。破案的初衷与结果南辕北辙，如此说来，破案的意义就有了歧义，越是细细品味，反讽意味就越强烈。这个反讽情节的深层意义却不在于破案结果，而在于破案过程中形成的罪与罚的关系。进一步来说，在于让我们看清了罪与罚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于揭示了权力机制的运作过程。
在人类生活中，规训的权力无所不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家———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里。规范性之无所不在的统治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势、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在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①
在小说中，监狱网络潜在着，它就是钱主任、黄主任和公安局等所联合形成的校园权力中心，他们惩罚小偷的权力依托是行政权力和法制权力，沟通权力中心与被怀疑人群的渠道是思想教育，让反抗堤防崩溃的是权力中心的帮凶———无所不在的眼睛。无论是小偷还是非小偷，在这个网络中都要表态、选择，撇清自己。本着自保的原则和利益算计，一些心理脆弱者，或无法撇清者就自投罗网了。
他们在这个权力网络中的无奈、焦虑和痛苦令人触目惊心。反讽可以由单一故事情节的因果逻辑错位而形成，也可以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故事情节之间的对话、对照而形成。毕飞宇的有些小说是双线索的或多头线索的。
如小说《枸杞子》的一条故事线索是写勘探队进村找石油，队长以“科学”的名义说服了父亲，父亲在村里很有权威，说一不二。得到父亲的允许后，勘探队“不慌不忙地打眼，贮药，点火，起爆。河里的鱼全给震昏了，它们把腹部浮出水面，在水面上漂了一层”。石油没有勘测到，人却溜走了。其另一条故事线索是村里女孩北京的故事。北京是学校里作文写得最好的美人，村里大部分男孩都喜欢北京，但北京并不喜欢他们。
可是北京让勘探队的一个鬈毛小子给开了，最后北京的尸体从河里浮出水面，神秘地死亡了。这两条线索交错推进，逐渐让读者明白了“科学”的意义和勘探队的面目，在对照中，形成了对“科学”的勘探队的强烈反讽。“科学”没有践行它的许诺，带给他们的反而是震昏的河鱼和狼藉的稻田;勘探队搅乱了乡村的日常生活，给村里人也造成了伤害。神圣的“科学”露出了马脚，现代化的两面性在反讽中呈现出来了。
(三)复调反讽
巴赫金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①。复调是一种思想结构，也是一种艺术思维方式，当作家以复调思维来结构小说时，由于小说中的各种独立声音是无法融合的、对话性的，各种声音相互挤压、龃龉，小说就产生了反讽效果。在《哺乳期的女人》《玉米》《平原》等小说中，都有复调反讽。小说《玉秀》开篇叙述的就是玉米出嫁。
这在王家庄引发了不同反响。玉米嫁的是有权有势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但出嫁日子有些反常，选在了农忙时节。小说叙述者叙述道：“偏偏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两只手嫁出去，显然是不识时务了。”巷口的二婶子说：“这丫头急了，夹不住了。”其实叙述者并不同意二婶的看法，接着又纠正道：“其实玉米冤枉了。
玉米什么时候出嫁，完全取决于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则又取决于郭家兴的原配什么时候断气。”玉米的母亲施桂芳感受如何呢?她虽然没有送女儿到码头，但却恋恋不舍，想到玉米要成为人家的人了，“施桂芳的胸口涌起了一股无边的酸楚”。对于当事人玉米而言，毕竟是公社里的小快艇来接她出嫁的，“玉米的脸上并没有新娘子特有的慌乱和害羞，那种六神无主的样子，而是镇定的，凛然的，当然更是目中无人的，傲岸而又炫耀，是那种有依有靠的模样。”一人出嫁，众口评说，因为有二婶的鄙薄，玉米的“傲岸而又炫耀”打了折扣，相反，玉米的表现也让二婶的看法失去了十足的底气。
叙事者、玉米、二婶和施桂芳的看法在语境中都生发出了言外之意和模棱两可的反讽意味。二婶的断语与叙事者的解释相龃龉，二者都没有猜透玉米的心思，在语境中，玉米的“傲岸而又炫耀”透显着外强中干，而母亲施桂芳“酸楚”里也不无解脱和欣慰之意。
二、隐喻修辞
隐喻修辞区别于反讽修辞，但又具有共性。两种修辞方式都把叙事话语撑开而形成了双层话语，使叙事话语的所指变成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两个层面，具有了言外之意。只不过对于反讽而言，话语的两个层面之间是相反、相对的，不能统一，而对于隐喻而言，话语的两个层面之间是统一的，存在一种相似关系。反讽修辞和隐喻修辞等都是毕飞宇小说走向“轻盈”的路径，都是敞开“凝重”的存在真理的有效途径。
隐喻修辞是隐喻思维的结果，隐喻思维是隐喻修辞的运作过程。所谓隐喻思维即“隐喻形成和理解过程中相关的大脑思维过程;具体地讲，人类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清晰的类别概念和抽象的概念语言，只能用已知事物的具体意象来表达新事物、新经验，两类事物间的联系是通过类比和联想来发现他们的感性现象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建立起来的，不同的事物、经验和现象能够凭借偶然的契机相互联系。这种通过类比和联想进行的相似性替换过程就是隐喻思维的基本过程。”②
隐喻思维在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不同层面上运作，形成了隐喻性叙事结构、隐喻性意象和隐喻性语言等等。隐喻思维在毕飞宇小说语言层面上运作的结果不只是生成了狭义的隐喻修辞手法，还生成了比喻、比拟、象征、通感等修辞手法，这些隐喻性修辞手法拓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与其他艺术手段一起成就了毕飞宇小说语言的诗化风格。
兹举数例：
1.四十开外的人了，没做过一样正经的事体。完全是一个女混混，女流氓。把式样子，连走路都走不好，横七竖八，胳膊和腿东一榔头西一棒，不是母螳螂，就是雌螃蟹。———《平原》
2.他说，这个世上到处是疤，星星是夜空的疤，枯叶是风的疤，水泥路是地的疤，冰是水的疤，井是土的疤。———《枸杞子》
3.上床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不能那样文质彬彬，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上床是暴动。是一个人推翻并压倒另一个人的暴动。———《玉秧》在上述例句中我们看到，毕飞宇小说的隐喻大多新奇，出人意表。喻体看似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实际上却系于泥土，与小说人物、环境相得益彰。
《平原》中孔素贞把人看作不是母螳螂就是雌螃蟹也显示出里下河水乡人的视角，语言时刻紧贴着人物，而不凌虚蹈空。钱钟书认为，“夸饰以不可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诗之情味每与敷藻立喻之合乎事理成反比例。”④本体和喻体“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料，比喻就愈新颖。”⑤
但本体与喻体之间是一种张力关系，突破了一种读者认同的“度”以后，审美效果就会适得其反。整体来看，毕飞宇在创造诗化的隐喻性语言时敢于冒险和创新，但对“度”的把握还是估计到了读者的接受能力。总之，隐喻思维作为一种诗性思维，对于毕飞宇小说诗化风格的建构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对小说取材、叙事结构、意义、人物、意象和语言等层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毕飞宇的小说追求凝重与轻盈、充实与空灵的统一，擅长以反讽叙事、隐喻叙事等途径以轻击重，展现了诗性汉语文化的优长。与中外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较，毕飞宇的小说在表现凝重的生活和主题时，以轻击重，消减了话语的那种密不透风般的板实，而增添了疏朗、空灵的气息，其小说在垂直向度上的修辞，打开了话语的诗意空间，使作品在字里行间透出无尽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形成了空灵、隽永的美学风格。本文重在研究其小说垂直向度上的叙事修辞方式，而在水平向度上，转喻叙事同样也是实现“以轻击重”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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