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提红篮习俗是漳州台商投资区(以下简称台投区)长期存在的一种礼物流动、资源交换的方式，是乡民之间亲密联系的重要纽带。历史上华侨长期输血式的帮扶，提红篮习俗则演变成台投人向侨胞讨要红包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台投区不断发展成一个既能造血满足
[摘要]“提红篮”习俗是漳州台商投资区(以下简称“台投区”)长期存在的一种礼物流动、资源交换的方式，是乡民之间亲密联系的重要纽带。历史上华侨长期“输血式”的帮扶，“提红篮”习俗则演变成台投人向侨胞讨要红包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台投区不断发展成一个既能“造血”满足自身需要的新都市，又能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排头兵”，并开始反哺海外侨胞亲属，“提红篮”习俗得以回归传统再次成为人们礼尚往来的手段。
“提红篮”习俗从传统到变质，再从变质到回归的历程，在乡民与侨资互动的过程中得到了直接、生动的体现。台投区传统“提红篮”习俗的延续发展不是应时而生，而是命运共同体的联结与“人情”观念下道德约束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同时，“提红篮”习俗的延续发展不仅是台投人传统礼尚往来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在不断发展中加深了台投人和侨胞的亲情并给双方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
[关键词]提红篮,台投区,礼物,人际互动,现代化转型
引言
201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级漳州台商投资区(以下简称“台投区”)，该区本系漳州中心城区的一部分。因位于闽南金三角厦门、漳州、泉州三城腹心地带，且濒临台湾，为便于利用台资，特设此区。台投区总面积1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23万，自古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因以该区域为核心的闽南地区素有尚红的文化传统，故“红砖白石双拨器，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宫殿式”是台投人家传统民居独特的建筑风格。自古红色点缀着生活和节日，象征喜庆、平安、兴业、家和。
虽说国人普遍喜红，却从不见像闽南人这般偏爱。直至今日，闽南人仍以红为尊、为大、为喜、为吉，俗称“闽南红”。“闽南红”是闽南人的精神气质，也是闽南人的吉祥色，逢年过节，闹街僻巷到处挂红。捷报、喜讯要用红纸或套红，男婚女嫁要递换红帖，慰问金、压岁钱要装在红纸袋，就连砌灶也要用红砖。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走亲访友是不能空手而去的，闽南盛行将礼品装在竹篮里。
人们大都把竹篮用染料染成红色，或在竹篮上系条红绸带，或在上面绘画吉祥之物等，俗称“红篮”，既力图美观又祈祷吉祥。送礼时，需要提着红篮到亲朋好友家里，俗称“提红篮”。收“红篮”、送“红篮”都是礼尚往来的象征。在闽南，新嫁娘的礼品器什多用红篮，新生儿送讨喜蛋愿用红篮，家族长者祝寿庆贺喜用红篮，走亲访友随带礼品好用红篮。“提红篮”拜见亲友是闽南人的习俗，当然好客主人也不会让红篮空空而回，多会在红篮里放一些与带来礼品价值相当的物什作为“回礼”，因此“提红篮”更是闽南人礼尚往来、互通有无的交往方式。台投区人林氏(男，汉族，66岁)，退休前从事侨务工作三十多年。
“在1978年之前，我们这里真是穷啊，当时各家孩子也多，大家又没什么谋生方式，仅靠几亩薄田，根本达不到基本的温饱。那时呀，村里谁家有人在海外，不用问别人，你就去村里走上一圈，那些住砖瓦房的就是侨眷人家，更有富裕者，直接在村里盖起了小洋楼。而且，人家的生活水准也高啊，我有个远房亲戚的丈夫就在海外，人家能保证一天至少吃一顿肉，我们呢，一星期能吃上一次肉就不错喽。
当时呀，华侨回村都是带着大行李箱，行李箱里装满了各种稀罕的洋玩意儿，我们看着真是羡慕……我们闽南人自古就有‘提红篮’的传统，改革开放前就更兴盛了，不管谁家海外亲戚归来就提着一些土特产登门拜访，为的是索要更高价值的礼品。这种现象在当时都成了一种恶习，我那时还写了不少文章来批评这种现象……”林氏的话切实反映了之前闽南地区的普遍社会现象。
改革开放之前，因物资匮乏，不少人不得温饱，而归国探亲的华侨却相对富有，于是，“提红篮”逐渐蜕变成台投区人们向归国华侨讨要红包的手段。当时村人不计远亲近邻，只要有海外华侨归来都会带上价值低廉的土特产上门，为讨要华侨更高价值的礼品或金钱。如若达不到目的，都会背后诋毁或当面撕破脸皮，“村民们通过把他们的名字叫作‘番’来使海外亲属难堪，这个羞辱过程的目的在于使那些没有贡献的亲戚在其他亲属和族人面前丢脸”①。
本是加强亲情、象征吉祥的“提红篮”一时间成为归来华侨的“心病”，挣钱不多、不能高价回礼的华侨更不敢归国、归村。“提红篮”从人际交往的礼仪变成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讨要，这与历史上侨乡长期接受“输血式”的资助息息相关，更与改革开放前农村的贫困有着直接关系。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闽南农村逐渐走出贫困，台投区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并能反哺海外华侨，在此情境下，“提红篮”习俗固有的精神内核也随之回归。
“提红篮”习俗的精神内涵从变质到回归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个回归与侨资往来、台投区的经济状态、华侨的经济实力有哪些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的研究对于探讨“提红篮”习俗的延续有什么重要意涵?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曾到台投区进行实地调研，同时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希冀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回答上述议题：传统华侨因于地缘、血缘关系对侨乡“输血式”的资助是怎样实施的?台投区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后如何对侨胞进行反哺?“提红篮”习俗得以延续发展的因由及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一、地缘、血缘下的“输血式”侨资
华人、华侨群体自古有之，福建籍的华人、华侨在这个大群体中一直占有相当的数量，祖籍福建的华侨、外籍华人有800多万人，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①。包括台投区在内的闽南地区，华侨移民史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华侨出国定居起源于唐代，发展于明代，延伸于清代，高潮于民国，迄今文字记载已有1116年的侨史”②。公元878年农民领袖黄巢带兵攻入福州途经泉州时与唐兵交战以失败告终，部分士兵漂洋过海出国谋生，加上当时社会动荡，闽南一带不少人随行往之。
公元907—960年，闽王残酷统治，赋税加重，人们的生活水深火热，漳泉村民或流落他乡或下南洋，并在那里定居。南宋年间，政治中心南移，政府亦鼓励海上贸易，龙溪、海澄两县常有人去国外，因“长期住蕃”而成为华侨，随郑和出使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属爪哇国所辖……国人多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③。元世祖统一中原后，于公元1280—1292年，曾多次征讨日本、缅甸、占城、安南、爪哇等国，当时参加元军远征者大都是漳、泉、潮、广诸州人氏，有些人便定居海外。
明朝永乐年间三宝太监下西洋后，龙溪县出国谋生者增加甚多，尤以公元1474年明成化十年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泉州港衰落，漳州月港取而代之，漳、泉两地出国更加方便。清初，不满清廷统治的龙海人逃往国外，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因劳力缺乏开始贩卖苦力，这些“契约华工”大都被贩卖到东南亚一带，其中不少是闽南人。迨至民国时期，社会动荡，闽南人多赴远洋到海外谋生。
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城市就业人数增加，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台投人出国谋生的趋势下降。从整个华人、华侨大量流出的历史可以看出，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早期台投人的移民，从《龙海县志》中我们了解到，造成移民的因由中，经济压迫占69.75%，投靠亲友占19.45%，天灾占3.43%，发展企事业占2.87%，行为不检的占1.88%，地方不静的占0.77%，其他占1.85%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社会渐趋稳定且限制移民，以及东南亚各国限制中国内地民众入境等，传统大批量的移民潮不复存在。传统华侨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其家眷一般都留在家乡，移民输出地久而久之则成侨乡。福建是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第二大侨乡，而漳州市是福建省重点侨乡，其中尤以台投区角美镇的华侨居多。
现实社会窘境的“推力”，国外挣钱多、机会大的“拉力”促使早期人口的大量外出，不少华侨在国外凭借着自身智慧和勤劳以及有利的国外发展市场，在致富的道路上抢先一步。在实现自富的同时出于“血缘”联系与“道义”责任，开始对家乡进行反哺，这种反哺呈现出独具中国乡土特色的“差序格局”，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②。
热爱祖国是华侨、华人的光荣传统，他们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大力支持北伐战争，从经济、舆论、医疗服务等各个方面支持抗日战争。海外侨胞身居异国，心系国土，渴望祖国的繁荣。如台投区角美镇旅居菲律宾华侨郭有品，于光绪十七年创办福建华侨独资的侨批局———“天一总局”，业务范围遍及闽南各地和菲律宾各埠;角美镇旅印尼华侨郭春秧在厦门开设大通行进出口业，资金六万元人民币;角美镇旅菲律宾华侨杨在田在家乡设立“中医局”;等等。
海外侨胞在侨批事业、工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和公益事业等方面尽其所能来助力家乡的发展。笔者在实地调查与查阅资料时发现早期华侨对家乡多是“输血式”资助，不管是实物还是现金侨汇，都只是“授之以鱼”，无法“授之以渔”。
解决了一时难，却不能解决长久的穷。这样不仅没能促进家乡实质性的发展，还无形中导致村人形成“要想富得靠侨资助”的心理，进而使得本来出自正常人情交往与和谐社会交流需要的“提红篮”习俗变成了村人牟利的工具。乡人一度形成好吃懒做与等、靠、要的不良习气，阻碍了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从1978到1987年仅仅9年的时间，爱国华侨给家乡捐献的实物、侨资等，都是华侨单方面“输血式”地对家乡进行资助。这种资助带有传统的地域性特色，学者黄昆章研究发现，福建海外华资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地缘性，在1993年以前尤是如此③。
虽说华侨投资时因“血缘”“地缘”的关系会优先考虑带动家乡的发展，甚至会为家乡建设无偿捐助，但是，若基于商业行为，作为商人终归还是应以盈利、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如何实质性地改变业已变质的“提红篮”，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吸引侨商的目光，是侨乡实现现代化转型不得不直面的新课题。
二、台投区现代化转型后的反哺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重视华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从归侨安置、涉侨教育等各方面对归侨回国投资给予保障。台投区不仅被冠以国家级开发区之名，而且拥有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桂冠，因而获得了国家大量的优惠政策。
当地政府自然是积极响应并大力支持，该区辖管的角美镇人民政府“先后投资200多万元，改善外商投资环境”①。政府全力支持招商引资的发展，贸易口岸联检机构健全，政府为民服务优质。国家权力真正下放到东南边疆，国家因地制宜的支持性政策和本地政府的积极响应共同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和有利的社会环境。
同时，台投区拥有良好的侨胞资源，拥有台胞和海外侨胞4万多人，先后出现18世纪世界首富潘振承、19世纪世界糖王郭春秧、20世纪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等知名人士。台投区还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地处九龙江出海口，靠近机场和码头，公路、铁路贯穿其中，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这就为区内产品的“走出去”和外面资本的“引进来”提供了良好的地理位置。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大力支持，大量的本籍海外华人、华侨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台投区发展的外部因素。
当然，台投区的发展也离不开台投人独具特色的人文传统，“它在征服和同化土著百越人的过程中，吸收和接受了百越文化的部分习俗。因此，闽南文化是一种生活于大一统的儒家文化之下，独具边缘形态的地方传统文化”②。这就使得台投人的人文精神不同于传统保守的中原文化，形成地域性的“冒险和进取的精神”。
明代后期，漳州月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中心之一就是很好的例证。台投区自设立以来日新月异，产业结构由单一的农业转型成多产业结构，目前区内工业群已具规模，台塑、统一、泰山、灿坤、福贞、长春化工等台湾六大上市集团均在区内投资办厂。台投区成立以来抓重点、破难点，工业生产总值不断迈上新台阶，“2017年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700.8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75.16亿元”。
进驻之后的台资企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随着一批批台资高新科技企业相继落户，极大改善了本地台商投资结构。台投区的迅猛发展势头为漳州市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真正实现了“造血式”的自我发展。医院、学校、购物商场、休闲娱乐场所等基础设施逐步健全，服务机构趋于完备，台投区正在向新都市迈进。
三、“提红篮”习俗延续的因由、存在的意义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BronislawKaspar)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呈现了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库拉———从“纯粹礼物”到“真正交易”①的交换体系。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的《礼物》比较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北美洲的馈赠交换，认为存在“礼物之灵”———“hau”②，在驱使“给予—接受—回报”的“总体呈现”的礼物交换体系。阎云翔《礼物的流动》阐释了我国基层社会独特的交换体系———“表达性馈赠”和“工具性送礼”③。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提出我国是“礼治秩序”④，“差序格局”⑤是人际互动的标准。上述关于人际交往互动的观点，不管是西方的强制回报，还是我国的礼俗约制，礼尚往来的思想东西贯通、源远流长。“提红篮”习俗的延续发展与台投区内塑的命运共同体和传统的道德约束息息相关。一方面，“提红篮”习俗的延续发展本是台投人与侨胞命运共同体联结的表现。王泽应曾在文章中论说：“命运共同体是把价值层面‘共命运’的伦理共识和行为层面‘共命运’之责任担当有机地统一起来。”⑥
命运共同体的联结是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福祸相依、共生共赢共发展的伦理范式。海外侨胞和侨乡之间原本就是命运共同体，侨乡的兴衰关系着侨胞的荣辱，反之，侨胞的发展也会作用于侨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深深扎根于侨胞和侨乡人民的脑海中，命运共同体的联结促使两者同处一个空间内，并在其中互帮互助、互惠互利。
另一方面，“提红篮”习俗的延续发展重在道德约束。莫斯认为必须还礼的原因是存在“礼物之灵”;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特罗布里恩群岛流行的“库拉圈”交易中的“vaygu's”是有魔力的物品;而在中国，不是礼物之灵而是人的精神将馈赠双方联系在一起，不是物品而是通过物品传达出来的人情是不可让渡的⑦。“人情”在我国人际社会交往中的地位是不可估量的，“人情”促使“提红篮”在互动中有来有往。
在“人情”观念的影响下，人们自主或“被迫”地接受礼尚往来的互动行为。无规矩不成方圆，“提红篮”中的礼尚往来成为一种道德观念，约束着圈内人民遵守规则、世代相传、生生不息。正如夏建中所说：“社会秩序的建立、发展需要礼物交换这种行为，基本上所有的礼物交换行为都是为了建立某种社会关系。”①道德约束下礼尚往来的礼物交换促成了有序的社会秩序。因此，命运共同体的联结和传统“人情”观念下道德的约束共同作用于“提红篮”习俗的延续发展。
四、结语
地方习俗的演变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本文以闽南传统习俗“提红篮”和台投区经济变迁为主线，透视“提红篮”背后人际互动中的礼尚往来。“小传统”文化中的“提红篮”习俗是闽南人礼尚往来、互通有无的交往方式，这与中国儒家尚“礼”的传统一脉相承，对于维系乡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中华文化的本色而言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之前“提红篮”一度成为台投人向海外华侨道德绑架式讨要红包的手段，而如此变质的趋向与历史上华侨长期因于地缘、血缘下“输血式”的资助紧密相关。如何改变这种趋向，实现台投区的现代化转型成为新时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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