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教育作为一种增加文化资本的方式，历来与婚姻有着重要联系。提升教育水平、增加文化资本是农村青年改变自身命运、阻断代际贫困的重要途径，也是换取婚姻资本的重要方式。婚姻资本是指影响个人在婚姻选择中的所有社会资源，它是由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
摘要：教育作为一种增加文化资本的方式，历来与婚姻有着重要联系。提升教育水平、增加文化资本是农村青年改变自身命运、阻断代际贫困的重要途径，也是换取婚姻资本的重要方式。婚姻资本是指影响个人在婚姻选择中的所有社会资源，它是由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衍生出的一种具有稳定性及可预见性的社会资源。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本对婚姻资本产生不同的影响，文化资本对婚姻资本的助推力最终为农村青年带来阶层流动的收益。
关键词：文化资本,婚姻资本,农村青年,阶层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由于农村适婚青年性别比例失衡与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差异，[1]农村频繁曝出“天价彩礼”现象，不仅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还使农村背上了一个“愚昧”式的污名化标签。“天价彩礼”的主体通常是缺乏一定生存技能的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他们由于没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及经济能力，往往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他们的婚姻状况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但在农村的另一端，一群默默在外求学的农村青年，他们忍受着情感的孤独与年龄的压力，面对村里同龄青年结婚生子，他们渴望通过提升教育水平来实现“跃龙门”和“走出大山”的梦想，但他们的婚姻状况很少得到学界的关注。作为农村人眼中的大龄未婚青年，农村高学历青年的未婚处境往往被村民认可，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他们被认为是能走出农村的“天之骄子”，以后要在城市定居，娶城市媳妇。对我国农村青年而言，他们无法从父代那里继承足够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所以，接受教育、积聚文化资本就成为他们实现梦想与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2]
任何一种代际流动与家族变迁没有不是以获取婚姻与组建新生家庭为前提的，所以农村青年的婚姻状况能集中体现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层流动质量。农村青年通过增加文化资本来换取婚姻资本是其实现阶层流动重要体现，也是一场对自己人生及家族未来的博弈。
学界目前对教育与婚姻关系的研究较少，很少有关注文化资本对婚姻的影响，本文试图厘清教育与婚姻的关系，解释从积聚文化资本到换取婚姻资本的影响过程，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研究农村青年的阶层流动。本文所研究的阶层流动，是一种向上的代际流动;同时男性青年的社会流动更能体现代际间的社会流动，所以本文中所研究的农村青年仅指农村高学历男性未婚青年。
二、教育与婚姻的关系：传统及现代的演变
我国古代就有“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劝学良言，更有“榜下捉婿”“才子配佳人”的美谈，对于读书人来说，努力学习、金榜题名，就能在婚姻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娶得自己心仪的配偶。民间广为流传的人生四大喜事，就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说，教育与婚姻已成为个人发展的重要追求，二者无形之中也被捆绑在一起，成为千万读书人奋斗的不竭动力。由于传统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接受教育并不影响其初婚年龄，通过提升教育水平来获取更加理想的婚姻也不受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
同时，传统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低，加上深居高阁，即便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女青年也没有相应的文化资本，对于男性青年来说，提升教育水平来获取理想的婚姻，其实获得的是女性的外表属性与女性原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资本。
现代婚姻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的，开始实行一夫一妻制，实行自由恋爱，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在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初期，受“革命事业无贵贱”“看重阶级出身”的影响，工人和农民因有较“纯正”的出身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军人因其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在婚姻市场中也广受女性的青睐。受国家政策宣传及革命精神熏陶的影响，知识分子努力学习的动力开始淡化对婚姻的追求，转向为国家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使大批知识分子流动到农村地区，他们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大大降低，高学历未必能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知识分子在婚姻选择中更看重对方的阶级出身，而淡化经济能力、学历等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现代教育已经从传统的精英教育发展为大众教育，义务教育的普及与职业教育的兴起使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逐渐减弱，但是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农村青年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
一般来说，农村教育精英是指拥有硕士学历或博士学历，在著名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工作，并在城市定居的新一代农村青年。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教育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通过提升教育水平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以期获取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是被普遍认可的阶层流动方式。
一般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普遍具有较高的素质与涵养，加上在学校的时间较长，积累的同学人脉关系较多。而同学关系一般被认为是最单纯、深刻，且能够维系长久的一种情谊，当他们走出校门，同学群这一“学缘”群体将成为他们在社会立足的社会网络之一，成为衡量他们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也能帮助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文化资本较高者易于维持良好形象，广结关系网络，凭借社会资本获得较高职业地位。[3]
135通过提升教育水平来获取理想的婚姻，是农村青年实现阶层流动的具体体现。但这种流动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便是成功，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教育与婚姻的关系演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通过教育来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农村青年，通常被认为是“凤凰男”，他们就像凤凰一样飞出了大山，融入城市。程猛认为，“凤凰男”作为一种阶层旅行者，古今中外有之，“凤凰男”由提升教育水平而产生向上的阶层流动要付出文化代价，其中与“孔雀女”的爱情故事更是将“凤凰男”的这种文化代价显露到极致。[4]
农村青年即使通过提升教育水平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自己心仪的配偶，但作为新兴的中产阶级，难以摆脱“农二代”的标签，其社会关系及生活消费习惯仍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产生一种独有的心理与文化特质，容易造成自我疏离的困境。
近些年，网上频繁曝出“博士返乡日记”的乡土困惑、及“城市媳妇返乡不适应”的家庭矛盾，都折射出农村青年阶层流动的文化困境。通过提升教育水平虽然可以使农村青年获取理想的婚姻，但也要付出相应的文化代价。提升教育水平必将延长个体的社会时间，尤其是处在学生阶段的青春时光，一般而言，拥有博士学历学位的青年通常已是“而立之年”。
石广军认为，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就业市场的需求，盲目地通过提升教育水平以实现阶层流动是一种“过度教育”行为，最终会导致“过度单身”现象，造成青年情感、生理压抑，最终不利于青年的身心健康成长与国家二孩政策的施行。[5]由于个体的生物时间有限，加上社会竞争的残酷性以及“先立业、后成家”的社会勉训，晚婚已成为农村青年阶层流动的代价。要想取得高学历、积聚足够多的文化资本，个体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将青春时光安放在校园内，专心学习，待“功成名就”之后，再考虑儿女情长。总体而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可能处于未婚状态，初婚年龄更晚。[6]8
通过梳理从传统到现代的教育与婚姻关系的研究，不难发现，提升教育水平是农村青年实现阶层流动的一种方式，而获取理想的婚姻则是通过增加文化资本获得的重要收益。传统社会中只能获取女性的外表属性及原生家庭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女性学历水平的提高，女性同样拥有通过自己努力而获得的文化资本及由之产生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抛却男女双方家庭因素的影响，婚姻不只是两性的简单结合，更是一种男女双方资本的融合。
与传统社会的教育相比，现代教育对婚姻的功利性追求在逐渐增强，因为现代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又是组建新生家庭的前提。除此之外，虽然提升教育水平可以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帮助农村青年获取理想的婚姻，但相对于传统社会对教育精英“逆袭”的认可，现代社会中教育精英即便是获取了理想的婚姻与阶层流动，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教育与婚姻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产生新的特点。
三、文化资本与婚姻资本：内涵、影响及转换动力
1.文化资本的内涵与婚姻资本理想类型的构建
资本即是一种资源，包括有形的社会资源与无形的社会关系，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劳动来创造，还可以通过继承来获取。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各种资本，每一种资本都是个体生存立足的重要资源。文化资本概念最早由布迪厄提出，用来解释出身于不同阶层及其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以及不同阶层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它泛指与个人地位获得和地位象征有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产。[3]
121布迪厄区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即具体化形态、客观化形态、体制化形态。具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是指个体在其成长、学习环境的社会化过程中所内化为自己的一种知识涵养，它体现在个人的言谈举止之中，反映个体的专业知识素养与文化涵养;客观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是指个体所拥有的文化商品的数量，如：藏书，它能反映个体的兴趣爱好和对文化的学习范围及热爱程度;体制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是指个体所拥有的被社会认可的文化等级，如：各种学历及资格证书，它能反映出个体的最终文化资本等级。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总量不同是造成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孩子学习机会和学习成绩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文化资本不同导致其在社会的起点和机会也会不同。
[7]21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其成长的家庭氛围和农村社会环境为其提供的具体化的文化资本较少，他们对教育功利性的追求又会弱化其所具有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最能体现其文化资本质量的就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农村青年为了通过提升教育水平来实现阶层流动，往往会具有硕士、博士学历，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对他们来说更具价值，因为这是他们能改变阶层和立足社会的一个直接凭证。婚姻资本是笔者所构建的一种理想类型。韦伯认为理想类型“在本质上仅仅是有关联系的抽象概念，这些联系由我们设想为事件支流中的不变者，作为发展赖以实现的各种历史个体”。
[8]婚姻资本是指影响个人在婚姻选择中的所有社会资源，它是由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衍生出的一种具有稳定性及可预见性的社会资源。笔者从三个维度对婚姻资本进行操作化，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列出七个测量指标，以此来衡量个人的婚姻资本。分别是：先赋因素维度，包括原生家庭背景、身体属性(身高、长相);自致因素维度，包括学历、经济能力、职业声望、社会网络;内在因素维度，主要指内在属性(性格、气质、人品)。
农村青年实现阶层流动后，依靠自身努力在城市定居，会对其原生家庭进行“反哺”，比如养育父母、回报亲友等，这会对其城市生活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其婚姻资本的质量，增加文化资本不能改变其原生家庭背景。同时个人的身体属性是与生俱来的，通过增加文化资本也难以改变，所以增加文化资本不能改变农村青年婚姻资本中的先赋性因素。
农村青年通过增加其文化资本可以影响学历、经济能力、职业声望、社会网络等因素。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及青年个体化趋势的发展，以“共同话语”和“三观”为主的内在属性因素在青年择偶方面占据的比重上升，但个人的社会经历是影响其内在属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很长一段时期在学校接受教育，其所具有的最大社会经历就是在学校接受教育，所以增加文化资本所带来的文化素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青年的内在属性因素。
2.文化资本对婚姻资本的影响
不同社会资本之间是相互影响、并且可以相互转换的。不同形态资本在实践中的转换，是实践策略形成和实施的基础。[9]170文化资本对婚姻资本的影响有直接性与间接性，直接性体现在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与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对婚姻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与内在因素影响上，间接性体现在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对婚姻资本中的自致性因素影响上。文化资本对婚姻资本的间接性影响是指需要先将文化资本转换为潜在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而才能影响婚姻资本。
笔者认为农村青年由文化资本到婚姻资本的转换过程中，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会影响婚姻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与内在因素，因为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影响一个人的社交圈和价值观的形成。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影响婚姻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与内在因素，因为个人的阅读和学习习惯能影响其性格及其他内在因素，比如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一般思维活跃、感性文艺，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一般则显得沉稳老实。
3.从文化资本到婚姻资本的转换动力
(1)组建新生家庭是实现代际流动的前提任何一种代际间的阶层流动与家族变迁没有不是以获取婚姻与组建新生家庭为前提的，组建新生家庭体现着对上一代家庭的延续与代际流动的完成。农村青年渴望通过增加文化资本来实现阶层流动，摆脱对原生家庭的依赖，拥有婚姻与组建新生家庭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体现。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对于个人人力资本的提升还是国民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婚仍然是家庭的基础和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有助于个人幸福和社会稳定。[6]8只有拥有了婚姻，组建了新生家庭，才能摆脱对原生家庭的依赖及农村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能减缓农村青年多年在外求学的漂泊之感。
(2)填补家庭归属感的缺失从空间上看，一个农村博士生的求学历程是以家庭为中心，从农村、县城、小城市到大城市一圈圈向外扩展的波纹型变动。[10]农村青年长期在外求学，从小离开农村进入城镇、进而辗转各地读大学、硕士、博士，自己的青春时光都在形形色色的校园与考试中度过。由于长期离开家庭，缺少对家庭的归属感，对家庭的关怀及依赖情感逐渐减弱，农村青年对家庭的回归渴望强烈，变得更加珍惜家庭的情感。但由于长期在外求学，接受高等教育与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农村青年与原生家庭的代沟逐渐增加，即使是回到原生家庭，也难以获得真正的情感归属，所以只有拥有婚姻、组建新生家庭才能得到理想的家庭温暖与归属感。
(3)追求理想的爱情是人之常情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体验之一，也是青少年时期一直萦绕不断的话题，爱情是每个青年都渴望拥有的体验，完美的爱情不仅可以使青年快乐地度过青春岁月，也使其对新生家庭充满幸福感，乃至对个人的终生发展有益。读书期间，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理想的爱情往往是遥不可及的事，加上拥有爱情在一定程度会使自己分心，难以专注地学习，所以农村青年容易克制自己的情感，一直处于苦学状态，并且不断幻想出对未来爱情的各种美好，比如拥有了最高学历和一份优秀的工作之后的爱情。
如此以来，个体容易产生苦闷、压抑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又会促使农村青年产生通过提升教育来获取爱情及婚姻的动力。青年正处于情感与生理的旺盛期，加上为了获取高学历所带来的学习压力，从感性层面上讲，对理想爱情与婚姻的追求在农村青年努力学习的动力中占据着较大比重。
四、文化资本的收益：获取理想的婚姻和实现阶层流动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在转换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过程中表现为间接性和模糊性，但是劳动时间作为转换得以实现的根据不会改变。[9]农村青年为了改变命运，要经过数十年的寒窗苦读，这其中要付出很多时间及精力，也要面临很多的风险与博弈。在历经种种艰难的考试和一次又一次的选拔以及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压力之后，当他们取得了高学历，拥有了体面的工作，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最终实现了阶层流动，他们通过增加文化资本带来的收益也会逐渐实现。
陈建伟通过CGSS2011数据分析发现，教育的婚姻回报率显著为正，且存在性别、城乡与世代差异……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匹配到高教育水平对象的概率也越高。[11]证明高学历可以获得高的婚姻回报，农村青年凭借自己的高学历可以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不仅可以娶得一位高学历的配偶，也拥有了配偶的社会网络及资源，大大提高了新生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甚至也可以利用高的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来获取配偶的高原生家庭背景、高外在属性等因素。
一般来说，女性青年更倾向于“上嫁”，即嫁给学历、经济能力、社会网络比自己高的男人;男性青年也更倾向于“低娶”，加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农村青年一旦获取了高学历，通常会选择一位学历、经济能力低于自己，但能勤俭持家、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女性青年作为自己的配偶。或者为了更好的在城市立足，早日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农村青年可以娶原生家庭比自己更优越的城市女性青年，以此“联姻”，实现阶层流动。
当农村青年在城市有了高学历、稳定的工作、较高的收入、理想的婚姻、优越的社会网络时，他们也正式步入中产阶级，最终实现了阶层流动，改变了自身命运与家族的未来。他们对原生家庭的“反哺”也随着城市生活的稳定而逐渐展开，把农村父母接到城里来生活，给亲友一些恩惠及城市的人脉资源。并开始建立多年的同学关系网、以及工作同事的业缘群体网络，逐渐适应城市生活。
他们对教育制度、对国家有种由心而发的感恩，也庆幸自己能够抓住机会努力学习实现阶层跨越。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教育精英，他们的故事往往在乡间成为一种美谈，成为激励同乡学子努力读书的榜样和动力，有助于在乡间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的乡风，这种乡风一旦形成，比任何外部的教育扶贫、教育投资、教育奖励都更能激发农村青年的学习动力，也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文明和谐乡约的营造。
每每返乡之际，看到农村的变迁，以及儿时玩伴的变化，他们对农村有了更深地认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横跨城市与农村之间，往返于现代与传统的变化之中，是最能感受城乡变迁的使者，在农村乡土情感减弱以及城市生活观念逐渐内化之后，他们的阶层流动也正式完成。
参考文献：
[1]李永萍.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基于“婚姻市场”的实践分析[J].青年研究，2018(2)：24.
[2]韩钰.家庭传统文化资本对农村青年阶层跨越的影响研究[J].青年探索，2016(2)：47.
[3]仇立平，肖日葵.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1(2)：121-135.
[4]程猛.向上流动的文化代价：作为阶层旅行者的“凤凰男”[J].中国青年研究，2016(12)：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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