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使社会治理进入更迭变动期，技术的多方嵌入不仅重塑了行业格局，也把社会治理推入了多中心的技术依赖困境当中。看似更为开放与共享的治理场域也频频出现治理主体与客体的虚拟性与模糊性问题，社会治理的多变性风险愈发凸显。目前，
摘要：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使社会治理进入更迭变动期，技术的多方嵌入不仅重塑了行业格局，也把社会治理推入了多中心的技术依赖困境当中。看似更为开放与共享的治理场域也频频出现治理主体与客体的虚拟性与模糊性问题，社会治理的多变性风险愈发凸显。目前，由于技术价值的二重性，工具性赋能的社会治理在缺失完备配套规则下可能会产生多重价值风险，技术为标、技术垄断、技术无序以及技术失控成为引发价值异化的重要因素。要想破解这一困局，必须重构协同化的社会治理网络。一方面，应明晰治理问题识别的价值内核节点，化解技术行为的身份隐藏危机，并夯实目标节点的治理责任边界，激发责任自觉。另一方面，需推进协同节点上的多元主体监督衔接，畅通不同层级间的信息互联，把走向“去中心化”的社会治理规制到多元协同的多中心互助合作治理方向中。
关键词：技术治理;社会治理;价值失控;责任弱化
一、技术嵌入社会治理：能否持续契合现代社会的价值维度?
当前，中国高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井喷式发展，使得经济社会中的“技治”色彩更加浓重。工具赋能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现象，“技术”与“人”的边界正在不断消弭，各种便利工具和先进技术也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学者提出了“人走向何处”的现实拷问，怎样确保人的主体性和技术的合理性也已成为许多学科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命题。
社会治理论文范例：试析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及显著特点
虽然恰当使用先进技术手段，能够大幅度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更好地回应社会公众诉求。但技术治理的“双刃剑”特征十分凸显，一旦过度依赖技术手段，也会形成错误的路径依赖，可能会极大地损害社会治理的环境生态，导致社会治理陷入呆板、冷漠的窠臼。技术治理说到底，只是“治”，而没有“理”，因为它多鼓励事本主义的政策动员和项目落实，而并不鼓励说理和沟通，还很少为施政与社会的对话和相互理解预留一定的位置。
①除此之外，技术滥用还极易诱使治理者迷失“治理源点”，造成大范围的社会治理价值失控与失范。对此，西方学术界也有两个比较典型的观点分歧派别，激进派的实践表明技术治理有沦为某种极权主义帮凶的危险，而温和派的实践说明技术可以作为社会治理非常有效的工具。②为此，社会中技术运用所导致的效率与公平、理性与价值间的差异与协同性是亟待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技术治理的存在逻辑及有效性
当前，随着互联网科学技术深度嵌入经济社会，技术治理也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事实上，国家、政府及社会治理事务正在不断细分，其所需的治理技术也更加清晰，这为技术治理落地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同时，大面积推广技术治理也能极大地优化治理效率和效能。
一方面，在技术治理的强力参与下，治理流程的透明度、可及性与便捷化增强。在传统的治理时代，从治理任务发布到治理工作完成后的反馈，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段，不仅不易于治理信息的快速传达，更增加了治理目标、传递与施测的背离风险。但在技术治理时代，治理流程往往是公开的，不仅治理环节更加清晰透明，相关工作的规划与开展也易于受到多方治理者和参与者的密切监督，这推动了治理方法落实与工作实效的快速化发展。另一方面，相对于庞杂的公共事务来说，实现治理资源的大幅度节约一直是较为重要的治理目标。
因此，借助于技术治理的价值作用，也能有效节约治理资源。当前推进的精准扶贫工作中就注入了较多的技术治理手段，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应用，加快了扶贫信息的精准识别、汇总与传递，可以有效提高扶贫工作的信息化效率，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此外，智慧城市建设在公共安全、环保、城市服务及日常活动中大量运用技术治理的手段来感测、分析城市运行的各类需求信息，并及时有效地做出反馈。
因此，技术治理是整合城市资源要素、提升城市系统运行效率，以实现社会创新2.0时代城市形态的重要途径。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防疫工作中，又进一步掀起了数字化技术治理的应用高潮。线上诊疗、消毒机器人、视频会议、无人机排查等智能化的多元技术手段融入到应急管理过程当中，各类场景化技术运用持续发挥高效动能。当然，技术治理能够为现实的治理工作带来诸多便捷与提升，但也绝不能忽略隐藏其后的风险难题，只有客观理性地认识和应用相关技术，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价值。
(二)从技术治理到技术化社会治理
随着现代科学与技术融合逐渐加快，更加多样的科学技术开始嵌入社会科学领域，在哲学、管理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不同领域都受到了广泛关注，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技术治理主义①，并不断展现出新的内涵与外延。泰勒、伯法等人的科学管理研究，纽拉特、卡尔纳普等人的技术治理逻辑实证思想，丹尼尔·贝尔、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等人的未来数字化技术治理发展脉络研究等，为技术治理的系统化、规范化以及操作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框架及实现路径。但同时全社会的技术治理实践也涌现出诸多短板，与一些治理目标或治理价值产生背离，因此很多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诸如哈贝马斯、芬伯格、利奥塔及波兹曼等人，对这一治理思想及实践模式的适用性提出质疑。
②无论是从人文角度出发指出技术治理的主体性缺失及价值短板，还是从意识形态视角抨击技术治理对权力固化和阶层流动压制的助推，抑或是从历史发展视角认为技术治理主义阻碍了治理活动中的多元化发展，都是对技术治理无限扩张的批判。而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技术治理发生转变与异化，界限不明、使用不当、隐藏难识别等问题不断显现，并在治理中更具决断性与垄断性。技术是推动公共治理领域发展的一种效率化工具，其中所蕴含的科技与高效、专家与理性嵌入到治理的各个领域。而将西方技术治理与相关治理理论相结合，通过变革与调适以适应中国的治理场域尤为重要。可以说，技术治理(TechnicalGovernance)的主要内涵就是将现代科技应用于社会公共事务中,来提升全社会领域的运行效率。
③因此，无论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或是社会治理都受到其映射与策动。为了更好地开展技术治理嵌入社会治理的研究，首先要对不同层面的治理界限进行简要辨析。就中国本土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科学与民主治国理政的国家治理中，在电子政务广泛运用的政府治理行政体系中，在治理与协同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治理中，技术的嵌入领域和嵌入深度不同，但助推手段及基本逻辑相同。
因 此，本文将现代化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相融合，把研究重点定位于技术化社会嵌入式治理问题剖析。其不仅包含了普适性社会治理意义中的社会自治内容，也囊括了国家和政府主导权力与社会权利的交叉运用。可以说，技术嵌入社会由最开始的行政治理手段、到组织治理手段，并延伸至现下的全社会领域的关系塑造及调适治理手段，凸显出的是全社会领域的善治问题，即技术化社会的治理与创新，这也是本文想要强调的主题意蕴。
埃吕尔就曾指出，技术在变化的过程中逐渐具有的自主性，展现出其工具之外的价值，形成了技术化社会的泛在化(technicaluniversalism)①。总体来说，为了挖掘技术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优势及异化风险，本文依托技术价值的二重性作为研究侧面，以搭建一个工具与价值嵌入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阐述如何合理地实现有序的工具赋能，并尽可能降低社会治理的价值失控风险，通过打通技术化社会的治理网络节点，畅通层层衔接，来科学优化社会治理工作。
二、多元化的现实问题探索：工具赋能中的社会治理
当科学技术被嵌入到社会治理的日常运用中，成为现代化治理方式的必备手段，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治理工具便为社会治理赋予了更多的抗衡力量，技术工具成为各治理主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推进条件与手段，国家治理主体、组织参与主体及个人能动主体分别在强化与维护各自权力(利)格局的进程中做出了多方博弈和探索。但是由于技术工具赋能在不同主体中具有差异性，导致社会治理在日益便捷与高效的同时，又很容易陷入到被技术反噬的困局中，过于追求目的达成而忽视了治理背后的价值效能。
三、价值失控风险内在因素剖析：技术化社会治理中的异化
社会治理一旦被技术操纵，就可能会发生技术或数据作恶现象，价值伦理作为隐性影响因素，便会成为技治主义者诉求之外的价值风险诱因。缺乏人性关怀的价值理性思考不仅会加重技术的垄断与失控，更可能会带来社会治理异化等问题，导致认知、责任、信任作为主体间重要的价值三维关系日益离散，并逐渐偏离治理目标与价值本源。
四、技术化社会治理网络设计：价值回归与治理工具互嵌协同
反思技术治理的诸多风险可知，要想实现社会治理工具与价值的实践统一，则需要在不断研发与创新治理工具的同时找回治理的本源价值目标，在强化技术识别的基础上，凸出治理网络中主体伦理、情感以及经验判断，激发主体责任、优化监督格局和人与器的互补互嵌。
五、结语
哈贝马斯指出：“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这种挑战是不可能仅仅用技术来对付的。确切地讲，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讨论。”②社会治理的最高形态是价值凝聚，是社会关系交往中具有人文关怀意蕴的普适性价值协同。缺失价值底线的依托与融入，技术化社会治理中的正确与否、应当与否以及公平与否都将无法在异质性、复杂性、流动性显著的现代社会达成治理共同体的参与自觉，也弱化了社会法治精神、契约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的有效培育。而社会治理的不断变革正是为了回应这种主体差异，以整合深层次的价值协同。
作者：王 倩 危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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