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戏谑之作

　　摘要：《聊斋志异》中不乏戏谑之作，蒲松龄撰述这些作品，意图不一：或意在娱乐，近于游戏之笔; 或对所写人、事持调侃、揶揄态度，个中不乏告诫、警示之意; 或对所写人、事持厌恶、否定态度，意在讥刺、鞭挞，故娱乐之外，又有惩恶扬善之意‍‌‍‍‌‍‌‍‍‍‌‍‍‌‍‍‍‌‍‍‌‍‍‍‌‍‍‍‍‌‍‌‍‌‍‌‍‍‌‍‍‍‍‍‍‍‍‍‌‍‍‌‍‍‌‍‌‍‌‍。

　　关键词：蒲松龄; 聊斋志异; 戏谑之作; 创作意图

　　论者言《聊斋志异》，往往称之为抒“孤愤”之作，这固然是不易之论。 然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蒲松龄撰《聊斋志异》持续几十年，其间思想、尤其是心态等不可能不随个人境况的变迁而有所变化; 而且，《聊斋志异》描写的社会生活包罗万象，不同的内容实有不同的叙述方式、不同的风格; 因而，事实上，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聊斋志异》除却抒“孤愤”的一面，还有其他面相。 本文拟探讨《聊斋志异》中的戏谑之作，以见出蒲松龄创作之丰富性问题。

　　作者：张庆民

　　一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中，不乏戏谑之作。 《四库全书总目》在小说分类问题上，有其独到之处，即类之下设格，这就是戏谑、或称谐谑、俳谐一格。 《四库全书》凡例：

　　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 [1]18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谈谐》提要：

　　宋陈日华撰。 ……所记皆俳优嘲弄之语，视日华所作诗话，尤为猥杂。 然古有《笑林》诸书，今虽不尽传，而《太平广记》所引数条，体亦如此，盖小说家有此一格也。 [1]1233

　　四库馆臣明确指出，《谈谐》所载皆“俳优嘲弄之语”，“盖小说家有此一格”，这就是戏谑、谐谑、俳谐之属。 的确，自《笑林》以后，历代俳谐类作品络绎不绝，《太平广记》“诙谐”一类有八卷，“嘲诮”一类有五卷，足见数量之丰。 因而，四库馆臣称“小说家有此一格”，是有小说史依据的。 戏谑或谐谑、俳谐之属，在古代小说中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以俳谐类专集出现，如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旧题元怀《拊掌录》等; 第二种情况是以一门或一类内容出现于小说集中，如《世说新语》之“排调”门、《大唐新语》之“谐谑”门、《何氏语林》之“排调”门等; 第三种情况是戏谑、谐谑、俳谐之属与其他内容并存于小说集，这种情况在古代小说中大量存在。 而《聊斋志异》显然属于第三种情况。

　　戏谑或谐谑、俳谐作为小说一格，四库馆臣在评价典籍时往往格外注重这一点。 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一《大唐新语》提要：

　　然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 [1]1183

　　四库馆臣认为，《大唐新语》之《谐谑》一门，有乖史家体例，因而将其退置小说家类。 又，《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古杭杂记诗集》提要：

　　皆载宋人小诗之有关事实者，各为详其本末，如《本事诗》之例。 目录末有题识云：已上系宋朝遗事，一新绣梓。 求到续集，陆续出售，与好事君子共之。 其书目又别题一依庐陵正本六字。 盖元时江西书贾所刊也。 所记凡四十九条，多理宗、度宗时嘲笑之词，不足以资考核。 ……观书首标题，殆《古杭杂记》为总名，而诗集为子目。 乃其全书之一集，非完帙也。 [1]1233

　　《古杭杂记诗集》虽“载宋人小诗之有关事实者”，然多是“嘲笑之词”，因而四库馆臣终将其归于小说家类。

　　事实上，四库馆臣将戏谑或谐谑、俳谐内容作为判定小说的一重要准则，认为小说家积习如此。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二《桯史》提要：

　　宋岳珂撰。 ……是编载南北宋杂事，凡一百四十余条。 其间虽多俳优诙谑之词，然惟金华士人、著命司诸条，不出小说习气，为自秽其书耳。 [1]1200

　　《桯史》载南北宋杂事，其中不少内容有相当史料价值，而四库馆臣依然将其置于小说家，乃因其中一些内容不乏谐谑成分，故四库馆臣称其“不出小说习气”。 又，《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玉堂诗话》提要：

　　不著撰人名氏。 所采皆唐、宋人小说。 随意杂录，不拘时代先后。 又多取鄙俚之作，以资笑噱。 此《谐史》之流，非诗品之体，故入小说家焉。 [1]1234

　　《玉堂诗话》名为诗话，实乃俳谐之谈，所以入小说家类而非集部诗文评类。 又，《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古今文房登庸录》提要：

　　明黄谦撰。 ……昔曹植《鱓表》，加以爵位，为俳谐游戏之祖。 嗣后作者日繁，曼衍及于诸物。 宋林洪有《文房图赞》一卷，元罗先登又为《图赞续》一卷，各系以职官名号。 此书因而衍之，所拟诸文，更加征拜诏赞诸名。 陈陈相因，皆敝精神于无用之地者也。 [1]1234

　　《古今文房登庸录》之所以被置于小说家类，也是因为其内容为俳谐游戏之文。 与此相似者，《谐史集》据名当入总集，然因其为游戏之文，“非文章正轨” [1]1235，所以四库馆臣将其置入小说家类; 《古今寓言》据名亦当入集部，然“体近俳谐，颇伤猥杂” [1]1235，因而四库馆臣将其置于小说家类; 《居学余情》虽曰文集，而“以游戏为文” [1]1234，所以四库馆臣将其置于小说家类。 凡此情形，足以说明在四库馆臣意识中，戏谑、谐谑、俳谐作为小说之一格，是小说体例之特殊标志之一，不少典籍正是因为其中带有戏谑、谐谑、俳优成分而归入小说家类。 抛开四库馆臣尊经重史的正统立场及对小说家所持的偏见不论，四库馆臣所称戏谑、谐谑、俳优之属可“资笑谑”、“俳谐游戏”云云，实已触及到小说的娱乐性问题，而这恰是小说长期以来为人们所钟爱的重要原因!

　　因而，作为小说家，蒲松龄撰述戏谑之作，并不意外‍‌‍‍‌‍‌‍‍‍‌‍‍‌‍‍‍‌‍‍‌‍‍‍‌‍‍‍‍‌‍‌‍‌‍‌‍‍‌‍‍‍‍‍‍‍‍‍‌‍‍‌‍‍‌‍‌‍‌‍。 因为中国古代“小说习气”、小说传统，向来如此。

　　二

　　《聊斋志异》中的戏谑之作，蒲松龄撰述意图不一，大致而言，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意在娱乐，某种程度上近于游戏之笔; (二)对于所写人、事持调侃、揶揄态度，个中不乏告诫、警示之意; (三)对于所写人、事持厌恶、否定态度，意在讥刺、鞭挞，故娱乐之外，又有惩恶扬善之意。 以下试对三种情况作具体分析。

　　第一种情况，以《毛狐》《狐谐》为例说明。 《毛狐》叙述了一个农家子弟的艳遇故事，其中既透出下层小人物生活的辛酸与无奈，也微含对人性中贪欲、不满足心理的揶揄与调侃。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农家子弟马天荣，“年二十余，丧偶，贫不能娶”。 马偶耕于田，见一“少妇盛妆，践禾越陌而过……戏挑之，妇亦微纳; 欲与野合，笑曰：‘青天白日，宁宜为此。 子归，掩门相候，昏夜我当至。 ’”至夜，少妇果至，“遂相悦爱”。 马天荣因少妇“踪迹无据”，疑其为狐，“遂戏相诘，妇亦自认不讳”。 马乃提出一个要求：“既为仙人，自当无求不得。 既蒙缱绻，宁不以数金济我贫? ” [2]马的这一要求，值得玩味，按照马的逻辑：狐既为仙人，自然是无求不得; 狐既与马缠绵，怎能不以数金济马? 马的要求，貌似合理，其实似是而非，因为狐虽为“仙人”，却并非可以无缘由地“求”、“得”; 狐虽与马缱绻，何尝有义务济马脱贫? 细加忖度，马天荣的这一要求，不免透出马作为一个成年男子生活不能自给的悲哀; 另一方面，也透出马作为一个农家子，不乏趁机捞好处、贪便宜，甚或有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心理。 而狐答应了马的要求，继之，叙马索金、藏金、用金等：

　　次夜来，马索金。 妇故愕曰：“适忘之。 ”将去，马又嘱。 至夜，问：“所乞或勿忘耶? ”妇笑，请以异日。 逾数日，马复索。 妇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铤，约五六金，翘边细纹，雅可爱玩。 马喜，深藏于椟。 积半岁，偶需金，因持示人。 人曰：“是锡也。 ”以齿啮之，应口而落。 马大骇，收藏而归。 至夜，妇至，愤致诮让。 妇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 ”一笑而罢。

　　从“次夜至”、“索金”，“又嘱”，“复索”，得金后“马喜”，“深藏于椟”这一系列举动，见出马与狐交往，言利、求实惠; 至于情感，似乎谈不上。 有意味的是，在马天荣与狐的交往中，马对狐未有任何付出，一味“索金”，却对狐的容貌表现出不满、挑剔，马曰：

　　闻狐仙皆国色，殊亦不然。

　　一个农家子弟，落魄到贫不能娶的地步，且正等待狐仙救济，居然嫌狐仙不够貌美，不是国色! 对此，狐仙答：

　　吾等皆随人现化。 子且无一金之福，落雁沉鱼，何能消受? 以我蠢陋，固不足以奉上流; 然较之大足驼背者，即为国色。

　　狐之言，不乏调侃，亦隐悬念。 而马天荣之语，终致狐离去。 “过数月，(狐仙)忽以三金赠马”，作为聘妇之赀，兑现当初的承诺。 “马遂问：‘所言姿貌如何? ’狐曰：‘子思国色，自当是国色。 ’”狐离去“次日，果有媒来”，马天荣先问女貌，媒人答曰：“在妍媸之间。 ”次问聘金，答曰：“约四五数。 ”手握三金的马天荣，现在已不必担心聘金问题，而一定要亲见所聘之女，小说于是描写马相亲的戏剧性一幕：

　　既至其村，媒先往，使马待诸村外。 久之，来曰：“谐矣。 余表亲与同院居，适往见女，坐室中。 请即伪为谒表亲者而过之，咫尺可相窥也。 ”马从之。 果见女子坐堂中，伏体于床，倩人爬背。 马趋过，掠之以目，貌诚如媒言。

　　马天荣既亲睹女子容貌，遂不争值; 纳金聘女，三金已尽，亦未多费一文。 而最终，马天荣“国色梦”破碎：

　　择吉迎女归，入门，则胸背皆驼，项缩如龟，下视裙底，莲舡盈尺。 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所谓“较之大足驼背者，即为国色”，终于应验。 而诙谐、调侃的叙述中，马天荣这个农家子弟多舛的命运也呈现出来。

　　较之《毛狐》，《狐谐》主要以对话展示人物性格，而戏谑、游戏之意更浓。 《狐谐》结构并不复杂：博兴书生万福，运蹇，惧充役而逃至济南，“税居旅店‍‌‍‍‌‍‌‍‍‍‌‍‍‌‍‍‍‌‍‍‌‍‍‍‌‍‍‍‍‌‍‌‍‌‍‌‍‍‌‍‍‍‍‍‍‍‍‍‌‍‍‌‍‍‌‍‌‍‌‍。 夜有奔女，颜色颇丽，万悦而私之，请其姓氏，女自言：‘实狐，但不为君祟耳。 ’万喜而不疑，凡日用所需，无不仰给于狐……二三相识辄来造访”，万福泄其事，众“客愿一睹仙容”，于是引发狐与客之间的对答嘲谑，这是小说叙述的重心。 居数月，狐与万福归博兴; “逾年，万复事于济，狐又与俱”; 后狐兄弟至，狐离万福而去。 那么，我们且看狐、客之间调笑、嘲谑描写：

　　客有孙得言者，善俳谐，固请见，且谓：“得听娇音，魂魄飞越; 何吝容华，徒使人闻声相思? ”狐笑曰：“贤哉孙子! 欲为高曾母作行乐图耶? ”诸客俱笑。 狐曰：“我为狐，请与客言狐典，颇愿闻之否? ”众唯唯。 狐曰：“昔某村旅社，故多狐，辄出祟行客。 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年，门户萧索。 主人大忧，甚讳言狐。 忽有一远方客，自言异国人，望门休止。 主人大悦，甫邀入门，即有途人阴告曰：‘是家有狐。 ’客惧，白主人，欲他徙。 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 入室方卧，见群鼠出于床下。 客大骇，骤奔，急呼：‘有狐! ’主人惊问。 客怨曰：‘狐巢于此，何诳我言无? ’主人又问：‘所见何状? ’客曰：‘我今所见，细细幺麽，不是狐儿，必当是狐孙子! ’”言罢，座客为之粲然。

　　狐之机敏、善谑，跃然纸上。 再看狐于置酒高会时嘲戏左、右客人：

　　客皆言曰：“骂人者当罚。 ”狐笑曰：“我骂狐何如? ”众曰：“可。 ”于是倾耳共听。 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红毛国，着狐腋冠，见国王。 王见而异之，问：‘何皮毛? 温厚乃尔? ’大臣以狐对。 王言：‘此物生平未曾得闻。 狐字字画何等? ’使臣书空而奏曰：‘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 ’”主客又复哄堂。

　　冯评：

　　山左人谓妓女为大瓜，骂左右二客也。 [2]502

　　是知狐于嬉笑中骂右边客人为妓，左边客人为犬。 客人中有陈氏兄弟，一名所见，一名所闻，狐嘲骂之：

　　狐曰：“适一典，谈犹未终，遂为群吠所乱，请终之。 国王见使臣乘一骡，甚异之。 使臣告曰：‘此马之所生。 ’又大异之。 使臣曰：‘中国马生骡，骡生驹驹。 ’王细问其状。 使臣曰：‘马生骡，是臣所见; 骡生驹驹，乃臣所闻。 ’”举座又大笑。

　　更有趣的是，善俳谐的孙得言嘲骂狐，狐针锋相对：

　　顷之，酒酣，孙戏谓万曰：“一联请君属之。 ”万曰：“何如? ”孙曰：“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 ”合座属思不能对。 狐笑曰：“我有之矣。 ”众共听之。 曰：“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 ”四座无不绝倒。 ①

　　此类谐谑作品，若论其思想性，自不足谈; 若论《聊斋志异》的娱乐性，论《聊斋志异》语言的表现力，则不容忽视。

　　第二种情况，以《司札吏》之“牛首山僧”及《骂鸭》为例说明。 《司札吏》载述两则故事，今考察其第二则：

　　牛首山一僧，自名铁汉，又名铁屎。 有诗四十首，见者无不绝倒。 自镂印章二：一曰“混账行子”，一曰“老实泼皮”。 秀水王司直梓其诗，名曰“牛山四十屁”。 款云：“混账行子、老实泼皮放。 ”不必读其诗，标名已足解颐。

　　明清时期，僧人以诗名者，不乏其人; 附庸风雅者，亦有之; 又有堕入粗俗而沦为滑稽、笑柄者‍‌‍‍‌‍‌‍‍‍‌‍‍‌‍‍‍‌‍‍‌‍‍‍‌‍‍‍‍‌‍‌‍‌‍‌‍‍‌‍‍‍‍‍‍‍‍‍‌‍‍‌‍‍‌‍‌‍‌‍。 牛首山这位自名铁汉，又名铁屎的僧人，不通诗，而强以诗人自命; 其诗遂被嘲为“牛山四十屁”，梓其诗，不言撰，而称“放”，亦足令人捧腹。 蒲松龄未引牛首山僧人之诗，冯评引之，兹引如下：

　　老僧诗另有门头，文选离骚一笔勾，扭肚撇肠腌腊句，山神说道不须诌。 那岩打坐这岩眠，听了松声又听泉，多谢风爹多礼数，花香直送到床前。 信心妈妈上山游，一句弥陀一个头，磕到山门开钞袋，纸钱买罢买香油。 [2]1505-1506

　　其诗之俗不可耐，于此可见一斑。 蒲松龄撰此，娱乐之外，亦不乏戒风习之意，即将牛首山僧作为好名之鉴戒。

　　再看《骂鸭》：

　　邑西白家庄居民某，盗邻鸭烹之。 至夜，觉肤痒。 天明视之，茸生鸭毛，触之则痛。 大惧，无术可医。 夜梦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罚。 须得失者骂，毛乃可落。 ”而邻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尝征于颜色。 某诡告翁曰：“鸭乃某甲所盗。 彼深畏骂焉，骂之亦可警将来。 ”翁笑曰：“谁有闲气骂恶人。 ”卒不骂。 某益窘，因实告邻翁。 翁乃骂，其病良已。

　　上述叙事，真耶? 幻耶? 因盗鸭而生鸭毛，显然类于寓言，无怪乎冯评曰：

　　盗一鸭耳，天公那有若许闲工夫。 盗牛马者又以何法治之? [2]687

　　冯评之论，亦不乏调侃之意，因为盗一鸭，其事太小，天公哪有闲工夫管这细事? 且世间比盗一鸭严重者多了，如何管得了? 盗鸭即罚长鸭毛，以此推之，则盗牛、盗马又如何惩罚? 不难见出，蒲氏构撰这样一个盗鸭故事，一笑之余，意在警戒乡间那些有偷盗小毛病者，讽劝那些爱贪小便宜者，使之自律而已; 可以说，蒲氏之劝诫、乃至说教，用心良苦。

　　如果说第一种情况之戏谑类作品重在娱乐性，第二种情况之戏谑作品既重娱乐，亦不乏劝诫、讽劝之意，那么，第三种情况之戏谑作品则是典型的讽刺、讥刺，诛心意图鲜明。

　　三

　　第三种情况，以《鸮鸟》《司训》《伏狐》为例说明。 《鸮鸟》开篇径称：“长山杨令，性奇贪。 ”一“奇”、一“贪”，勾画出杨县令本相。 那么，杨县令究竟有多贪? 蒲松龄仅写一事以暴露之：“康熙乙亥(1695)间，西塞用兵，市民间骡马运粮，杨假此搜括，地方头畜一空”。 周村是当时商贾集结之地，“车马辐辏，杨率健丁悉篡夺之……四方估客，无处控告”。 此时诸县令因“公务在省，适益都令董、莱芜令范、新城令孙，会集旅舍”。 有两个山西商人因四头健骡被杨抢掠，“道远失业，不能归”，哀求三令为之求情。 三令哀怜商人，“许之，遂共诣杨”。 杨置酒款待三令，酒既行，三令说明来意，杨不听。 于是，三令与杨之间的交锋不可避免了：

　　众言之益切。 杨举酒促釂以乱之，曰：“某有一令，不能者罚。 须一天上、一地下、一古人，左右问所执何物，口道何词，随问答之。 ”便倡云：“天上有月轮，地下有昆仑，有一古人刘伯伦。 左问所执何物，答云：‘手执酒杯。 ’右问口道何词，答云：‘道是酒杯之外不须提。 ’”

　　杨的态度很明确，即喝酒之外，其他免谈。 对此，范县令云：

　　天上有广寒宫，地下有乾清宫，有一古人姜太公。 手执钓鱼竿，道是“愿者上钩”。

　　范的意思是，“市骡马”总要商贾“愿意”才可啊，此话说得较含蓄; 而孙县令则说得直接了，孙云：

　　天上有天河，地下有黄河，有一古人是萧何。 手执一本大清律，道是“赃官赃吏”。

　　直斥杨为赃官，那么，杨如何应对?

　　杨有惭色，沉吟久之，曰：“某又有之。 天上有灵山，地下有泰山，有一古人是寒山。 手执一帚，道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

　　杨的意思很清楚，即咱们各管各自的事; 我的事，你们不必多嘴。 众人至此，实已无回旋余地。 正在尴尬之际，情况发生逆转：

　　忽一少年傲岸而入，袍服华整，举手作礼，共挽坐，酌以大斗。 少年笑曰：“酒切勿饮。 闻诸公雅令，愿献刍荛‍‌‍‍‌‍‌‍‍‍‌‍‍‌‍‍‍‌‍‍‌‍‍‍‌‍‍‍‍‌‍‌‍‌‍‌‍‍‌‍‍‍‍‍‍‍‍‍‌‍‍‌‍‍‌‍‌‍‌‍。 ”众请之。 少年曰：“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 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 ”

　　突入而来的少年人，打破僵局、尴尬，他不仅斥杨是贪官，更骂其该剥皮，可谓痛快之至! 众人大笑，杨更无颜面，看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杨恚骂曰：“何处狂生敢尔? ”命隶执之。 少年跃登几上，化为鸮，冲帘飞出，集庭树间，回顾室中，作笑声。 主人击之，且飞且笑而去。

　　小说在鸮鸟的笑声中结束，令人回味无穷。 试看蒲松龄的慨叹：

　　异史氏曰：市马之役，诸大令健畜盈庭者十之七，而千百为群，作骡马贾者，长山外不数数见也。 圣明天子爱惜民力，取一物必偿其值，焉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 [2]1617

　　这就是说，当时诸大令奉朝廷之命趁机抢掠百姓骡马者非在少数，而长山令实为突出，干脆“作骡马贾”了! 本来，朝廷“市民间骡马”，是要“偿其值”的; 然而，地方官员们在执行这一指令时却变为公然的“篡夺”; 因为这是官府行为，所以那些骡马被篡夺者竟然无处告状! 这正是当时社会的黑暗无道之处。 蒲松龄最后道：

　　鸮所至，人最厌其笑，儿女共唾之，以为不祥。 此一笑，则何异于凤鸣哉! [2]1617

　　百姓有冤不得申，贪官横行无惩治; 鸮鸟出，为百姓泄愤; 鸮鸟笑，则何异于凤鸣也! 而依据小说叙事之背景，则《鸮鸟》当作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之后，属后期之作。

　　《司训》则于冷静叙述中展示出当时教育界的众生相、丑陋相：

　　教官某，甚聋，而与一狐善; 狐耳语之，亦能闻。 每见上官，亦与狐俱，人不知其重听也。 积五六年，狐别而去。 嘱曰：“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则五官俱废。 与其以聋取罪，不如早自高也。 ”某恋禄，不能从其言，应对屡乖。 学使欲逐之，某又求当道者为之缓颊。 一日，执事文场。 唱名毕，学使退与诸教官燕坐。 教官各捫籍靴中，呈进关说。 已而学使笑问：“贵学何独无所呈进? ”某茫然不解。 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示之势。 某为亲戚寄卖房中伪器，辄藏靴中，随在求售。 因学使笑语，疑索此物。 鞠躬起对曰：“有八钱者最佳，下官不敢呈进。 ”一座匿笑。 学使叱出之，遂免官。

　　教官某之平庸、猥琐、恋禄、其他教官之集体行贿，学使之公然索贿，凸显出教育界之乱象丛生。 对于教官某被免一事，蒲松龄不无调侃道：

　　异史氏曰：平原独无，亦中流之砥柱也。 学使而求呈进，固当奉之以此。 由是得免，冤哉! [2]1508

　　蒲氏对于学使之索贿行止，甚为厌恶。 而但评则将教官、学使一并痛骂：

　　教官代售房中伪器，可称称职。 学使问要关说，其丑秽更有甚于索此物者。 [2]1508

　　《司训》之“异史氏曰”部分引了朱缃《耳录》内容，据袁世硕先生考证，康熙三十五年(1696)秋，蒲松龄到济南应试，朱缃主动到蒲松龄寓所拜访，二人遂交往 [3]170，据此判断，则《司训》当是蒲松龄与朱缃相识之后之作，亦属于后期之作。

　　《伏狐》叙述二故事，其一曰：

　　太史某，为狐所魅，病瘠。 符禳既穷，乃乞假归，冀可逃避。 太史行，而狐从之。 大惧，无所为谋。 一日，止于涿门外，有铃医，自言能伏狐。 太史延之入。 投以药，则房中术也。 促令服讫，入与狐交，锐不可当。 狐辟易，哀而求罢; 不听，进益勇。 狐辗转营脱，苦不得去。 移时无声，视之，现狐形而毙矣。

　　这一故事，颇有意味，冷静之叙述中勾画出一幅近乎荒诞的画面! 蒲氏看似不动声色地描摹这幅滑稽画，而鄙夷、嘲讽之意已在其中! 妖不胜德，则太史某之德何如也?

　　显然，若长山杨县令、教官某、学使、太史某之流，或贪、或庸、或无德行，然这些人却占据当时官场的不同位置; 蒲松龄对于这些无德、无行，乃至欺凌百姓的大小官吏，持否定态度，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即《聊斋志异》中的戏谑之作，正文之外，“异史氏曰”部分亦不乏见。 值得注意的是，“异史氏曰”部分所载戏谑故事，有些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故事本身具有自足性。 譬如，《鸽异》之“异史氏曰”：

　　灵隐寺僧某，以茶得名，铛臼皆精‍‌‍‍‌‍‌‍‍‍‌‍‍‌‍‍‍‌‍‍‌‍‍‍‌‍‍‍‍‌‍‌‍‌‍‌‍‍‌‍‍‍‍‍‍‍‍‍‌‍‍‌‍‍‌‍‌‍‌‍。 然所蓄茶有数等，恒视客之贵贱以为烹献; 其最上者，非贵客及知味者，不一奉也。 一日，有贵官至，僧伏谒甚恭，出佳茶，手自烹进，冀得称誉。 贵官默然。 僧惑甚，又以最上一等烹而进之。 饮已将尽，并无赞语。 僧急不能待，鞠躬曰：“茶何如? ”贵官执琖一拱曰：“甚热。 ”

　　此一载述，寥寥百余字，而僧人之世故，贵官之粗鄙，跃然纸上，令人捧腹。 又如，《狐惩淫》之“异史氏曰”：

　　某生赴试，自郡中归，日已暮，携有莲实菱藕，入室，并置几上。 又有藤津伪器一事，水浸盎中。 诸邻人以生新归，携酒登堂，生仓促置床下而出，令内子经营供馔，与客薄饮。 饮已，入内，急烛床下，盎水已空。 问妇，妇曰：“适与菱藕并出供客，何尚寻也? ”生忆肴中有黑条杂错，举座不知何物。 乃失笑曰：“痴婆子! 此何物事，可供客耶? ”妇亦疑曰：“我尚怨子不言烹法，其状可丑，又不知何名，只得糊涂臠切耳。 ”生乃告之，相与大笑。 今某生贵矣，相狎者犹以为戏。

　　这是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亦见出士风之一斑：考场上大做圣贤文章，满口仁义道德，下场后急于买性用品——藤津伪器，并因此闹出笑话。 蒲氏说“今某生贵矣”，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理解：过去的“某生”、现在的当道者，其德行不过尔尔!

　　文学论文范例：浅谈小说的环境描写

　　质而言之，《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内容繁复，体例不一：既有六朝志怪式的简短故事，也有篇幅较长、类于唐传奇之作——其中不乏将小说与诗融汇于一体的精心构撰之作 ① 。 一般而言，《聊斋志异》中的戏谑之作，多篇幅短小，而诙谐、幽默之叙述中，展现出当时社会之诸种怪现象、滑稽相，足以令人解颐，这自然也体现出蒲氏创作的多样性、丰富性。

　　参考文献：

　　[1]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蒲松龄，著.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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