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

　　摘要：作为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崛起的新一代作家，“70后”作家在代际转换中肩负起了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他们的文学创作与美学追求，既有对此前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又有开辟文学商业化的特色，为“80后”文学商业化模式的成功运作奠定了基础。具体表现为：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别样书写、文学叙事的个性化呈现与感性写作的文学准入;审美文化上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价值的嬗变与重构。经由“70后”，文学性质由政治化、精英化向商业化、市场化发展，文学创作呈现感性写作与理性写作共存相伴局面，文学叙事也从精英化的宏大历史叙事向大众化的日常叙事转变。

　　关键词：“70后”作家;承上启下;“代际”作用;历史意义

　　“70后”作家成长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社会经济转型与西方思想潮流传入的见证者。如果说“60后”文学创作还表现着宏大叙事的现实主义的美学特色，而“80后”文学代表着新兴的随顺大众趣味的消费审美文化，那么，处于二者之间的“70后”作家创作，则在文学表达与审美文化上体现出这种“代际”转换的过渡特征。

　　作为在社会转型时期崛起的新一代作家，“70后”作家肩负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他们的文学创作，既以现实主义的别样书写继承延续了传统创作风格，又以抒写内心的独特表现方式，呈现出与既往文学创作不同的自身特色，为之后的“80后”乃至“90后”文学创作风格的开创奠定了新的基调。

　　“70后”作家的创作因其呈现了承上启下特色而获得了历史价值与意义。一、“70后”作家文学对于文学创作的突破与创新在新旧更迭、历史转型的动荡而激昂的时代，作为“代际”转换过渡的“70后”文学创作，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了他们这一批人创作的特色。这种特色主要体现为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基于自己生活体验的承继与变化地运用、文学叙事开始由宏大叙事向个性化叙事转化、感性写作替代理性写作等。这样的文学书写既是对既往文学创作的某种程度的继承，又具有文学创新的意义。

　　(一)现实主义的别样书写

　　在“70后”作家登上文坛之前，中国文坛最为盛行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尽管在新时期由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创作方法的影响，出现了具有影响力的运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先锋文学，但是没有动摇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坛的主导地位。直至20世纪末，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坛的主导地位不再，但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仍然在发挥作用，它为“7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有所变形地运用。

　　经典现实主义核心理论强调文学对生活的真实反映，要求作家直面现实，以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为己任。但是，现实主义强调的生活真实，不是对生活照本宣科的写实，而是能够揭示生活本质、规律与历史必然性的真实，即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真实。为达到再现生活本质真实的目的，现实主义提出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具体创作方法，塑造具有典型性的文学形象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

　　“70后”文学的很多作品，尤其是“底层写作”“打工文学”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他们也追求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生活，但他们不再遵循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进行人物塑造，放弃了“典型化”手法，而采用直面生活去描写普通人的“平实化”手法来塑造人物;他们的此种真实，既不同于经典现实主义的彼种真实，也不同于新写实主义欲意通过日常生活书写解构宏大叙事，进而有意遮蔽作者主观倾向的真实，而是更倾向于表现源于切实生活体验的个体主观感受的“主观真实”。

　　“70后”作家文学塑造了各种类型的普通市民形象，描写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与拼搏，也刻画了他们精神的困惑与坚持，这些人物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人物，是一个个鲜活的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没有刻意地将他们赋予某种历史或时代的使命而“拔高”，只是依“70后”作家个人的生存体验平实化地加以记叙。这种现实主义的书写真实地记叙了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人们变化着的生活状态及精神情感。

　　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系列”、李娟的《冬牧场》《春牧场》《前山夏牧场》《深山夏牧场》“牧场系列”、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阿乙的《模范青年》等，都以“非虚构”的写作姿态直面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现象，反映民生问题。而且作家在进行“非虚构”的现实主义写作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此类作品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叙述人“我”的存在。

　　“我”不但是作品的创作者，也是故事的讲述者，更是作品中生活和一系列事件的参与者，三重叠加的身份呈现出的这种“在场”感，使作品中“非虚构”的故事和情节更具真实性，更有说服力，读者因此被深深吸引。因此，“70后”文学虽然没有用经典现实主义的经典手法，却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逼真”。

　　“70后”作家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历史现实与个性化自由意识表达的交织，如孟繁华所说：“这一代的小说可以说一直犹疑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游移于个体的叙事与公共的记忆之间”[1]，他们的作品明显地体现出在辩证演化过程中的承上启下性。“70后”文学作品中有很大的现实主义成分，对于底层社会生存、对于市民庸常生活、城市女性的描写都有着现实的视角;同时，“70后”文学作品又有着个性化自由意识表达的一面，它以突出的个性化体验的“主观真实”的创作方式表达着这一代人的现实生存与精神状态。“70后”文学创作这一现实主义的别样书写，赋予了现实主义写作新的内涵。既有继承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痕迹，又为“80后”个性十足的青春写作奠定了基础。

　　(二)文学叙事的个性化呈现

　　与“60后”作家相比较，“60后”作家创作高潮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还在延续地发挥着作用，在当时承担着新启蒙的任务，以强调审美自主与人的主体性作用为主，文学主体力量还是以追求文学的社会引领作用为己任，因而，更侧重文学创作的群体性表达。

　　“70后”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与此前大不相同，商业大潮结束了文学的政治功能与教育功能，文学不再关心政治，不再关心历史，成为这一代作家的显著特征，他们“没有被大的集体话语所挟裹，一开始就站在历史的废墟之上，不管是无所归依的沉默还是稳重的沉默，他们都只能以个体经验与历史展开对话，并且，借此呈现新的历史空间”[2]。因而，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基本放弃了宏阔的政治、历史和宏大叙事结构，以关注个体人生的现实生存状态和表现个人的生存体验为主，呈现出文学叙事个性化的新特征。“70后”作家文学叙事的个性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个人感受出发体验城市，城市呈现为个性化特征。

　　一些“70后”作家笔下的城市面貌，并非纯粹的现实主义写实，其笔下的城市多与现实中存在差异，究其原因，这种差异源于“70后”作家并未按照现实主义的纪实手法来进行一五一十的现实再现，而是从自身的回忆、记忆或是精神层面的体验出发，进而呈现出与现实并非完全一致的城市面貌。这种自我表现的艺术手法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城市面貌的精神把握，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城市面貌的“形似”，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这种与现实的差异更能表现出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与精神风貌，可以说是实现了与城市面貌的“神似”。

　　因此，“70后”作家笔下的城市面貌是“70后”作家精神上的多重城市意象的集合，而非具体的现实场景。弋舟的文学创作试图通过书写城市中的人和事来“追问隐藏在生活外表之下的真相，思索和观照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境遇，并远眺整个时代”[3]。他的文学创作既关注时代也关注个人，从时代和个人两个维度来体验城市，通过描写商业大潮冲击下城市人的物质和精神遭受的双重挤压，来传达个体生命对城市变化的体验，实现了文学想象与城市现实在精神面貌上的高度契合。

　　2.从个人感受出发体验社会转型时期一代人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其生活与精神面貌的描写更强调个人视角的观照与个体性表达。“70后”作家“尽可能想要把自我不加掩饰地投射在文本之中，并且常常使写作成为真正无拘无束的自我表白”[4]。“70后”作家个性化的表达更能够贴近于城市年轻一代的内心精神情感，因为这些年轻一代的城市生存已不同于他们的前辈。前辈们城市生存在国家负责分配工作、负责分房子、负责医疗等现实状况下，个人奋斗的紧迫性和压力并不大;“70后”这一代，这些国家“福利”已经取消，他们必须在个人奋斗中去争取个人所需，不同的个人城市奋斗经历便形成深刻的个人体验。作为同时代人的“70后作家出于个人生存体验的书写，便是这一代人生存与精神体验的无距离书写。

　　对于“70后”创作的个性化呈现，梁鸿以徐则臣等作家为代表进行分析。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写了一群从家乡“花街”到北京城市奋斗的年轻人，他们身在北京，根在家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在城市挣扎与奋斗的生命轨迹。梁鸿认为，“徐则臣展现出他的独异性，在《耶路撒冷》中，个人是渗透于，或者置于社会生活之上的，作家描述社会生活只是为了呈现个人生活的一种状态。他写的是个人精神史，是‘向心’的，社会生活只是起一个参与作用，不是决定性作用。”[2]徐则臣以个人感受出发体验着一个个生命个体，小说中的主人公杨杰、秦福小、易长安、舒袖、初平阳等鲜活的个体生命共同构筑出“一代人的心灵史”。

　　3.从个人感受出发体验自身，身体私语成为一种文学表达。

　　在世纪之交，“70后”女作家沿袭陈染、林白的“个人化写作”路数，进入“身体写作”领域，以“身体私语”作为女性叙事模式，突出身体话语在物欲表达和情欲主宰中的作用。因此，身体私语成为卫慧、棉棉、朱文颖、盛可以、魏微、杨映川等“70后”女作家文学创作中的叙事途径与表意符号。但“70后”作家的身体写作与“50后”的林白、“60后”的陈染不同，林白、陈染的女性身体写作，受法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影响较深，写作中自觉地带有正视女性的生存诉求与权利，质疑并对抗传统男权社会的意味;“70后”女性身体写作发生于消费文化兴起的年代，她们笔下的女性既无反抗男权传统的主观意识，更无颠覆父权秩序的历史责任，在她们的主观意识里，“私人化‘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5]

　　二、“70后”作家文学对于审美文化的冲击与重构

　　“70后”文学以其特有的方式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审美文化产生影响，它所表现的审美倾向，对传统审美文化形成冲击，并且带来了人们审美价值观念的变化。“70后”文学书写已经呈现出后现代审美的端倪，即在审美趣味中显现出向大众审美趣味倾斜与“审丑”的倾向，在审美标准中体现出向“俗”而美的大众审美标准的确立，并且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开始了商业化、市场化的审美价值重构。

　　三、“70后”作家文学的“代际”作用

　　从肩负新启蒙的重任与主张文学自律的“60后”，到被文学商业化的汹涌大潮推上历史舞台的“80后”，这中间是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文学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文学而言，处于这种变化中的是“70后”，作为一代人，“7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肩负起了承上启下的代际作用。

　　对于“70后”作家在代际关系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张欣认为，“70后”作家的代际特征与小说创作现象符合当代作家队伍新老交替的过渡规律[14]。“70后”作家这一具有代际特征的说法也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很多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研究者，都谈及了这种新老交替的代际过渡现象。从历史视角对“70后”这一现象进行审视，“70后”作家文学的“代际”作用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70后”作家是文学市场化、商品化的最初践行者，经由“70后”，文学由政治化、精英化向商业化、市场化发展，至“80后”写作，文学的商业化、市场化已经成势，文学的商业化、市场化也被学界所认可，成为学界研究的新课题，此后文学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当代文坛的文学现实是：“50后”“60后”作家仍旧延续着意识形态话语为主的宏大叙事;“80后”作家围绕着“校园”“城市”“私语化”等关键词继续进行着青春书写，“以愈发饱满的文本形态捕捉同代人的复杂生活和切己的精神难题，并且形成了一种以对当下和历史的整体性的思考拓宽青春叙事的观照”[15]。

　　“70后”作家在当代文坛的发展则显得磕磕碰碰，跌宕起伏，经历了“两次崛起”，走出一条艰难之路：沿着“个人化”写作路数，从高度物质化、欲望化的消费主义“天际”，滑向城市当下的日常生活“大地”;从关注个人和个体生命转向书写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群体和日常琐事;从关注生活优越的城市中产阶级转向普通人中的“奋斗者”。随着生活经验的日渐厚重、人生履历日益丰富“，70后”作家驾驭和把握历史叙事和宏大结构的能力也日趋增强，近年呈现向传统靠拢的趋势。介于“50后”“60后”与“80后”中间的文学代际峡谷，已随着“70后”不断有新的文学实绩产生而慢慢被填平，当代文坛已经呈现出不同代际作家众声喧哗、不同文学叙事多元发展、不同写作手法被同时探索与实践的群峰并峙的喜人局面。

　　其次，“70后”作家文学是感性写作的最早实践者，经由“70后”，文学的理性写作不再一 家独大，感性写作成为文学书写的题中之义，其对于理性写作的冲击，使“80后”写作乃至后来的写作更彰显文学写作自身的意义。在“70 后”文学之前，文学写作一直是理性的天地，政治理性一统天下，它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救亡时期，延续至1949年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文革”时达到极致。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政治理性高于一切受到质疑，以强调文学自律为宗旨的文学审美理性得以高扬。此时出现的先锋文学，虽然借鉴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非理性的形式表现，但实质是文学审美理性得以倡导的结果，这种情况延续了十余年。

　　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恰逢其时的“70后”虽然也受前辈政治理性与审美理性的影响，但没有沿着既有的理性之路前行，他们在新的时代风潮中，在市场化带来的种种感性消费与感性狂欢中，开辟着文学新的天地。市场经济建立、城市化发展及消费主义观念盛行，使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文学的“个人化”写作时代。这个文学时代的显著标志是意识形态话语在文学书写中的退席与消隐，疏离于时代、远离政治、躲避理性、强调个体生命经验和内心感受的感性写作成为不同代际作家文学不约而同创作的路径。

　　在众多作家中，“70后”作家的感性写作实践最为读者和评论界所关注。书写城市现实生活、展示身体、宣扬物质享受、表达生理和心理欲望、张扬女性性别意识、揭示人的隐秘心理及精神困惑迷惘，凡此种种，“70后”作家从城市人的生命、生活及精神层面的各个角度书写城市。

　　“70后”作家把城市旧貌新颜的发展变化、城市人的生活境遇与城市经验、精神苦痛等各种感受与体验嵌入到感性写作当中，通过感性写作塑造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精神，揭示时代风貌，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叙事领域和书写空间。最后，正是经由文学的市场化、商品化洗礼与感性文学的践行，“70后”文学拉近了文学与大众的距离，文学成为大众的文学，它不仅是大众可读的文学，“打工文学”证明着它更是大众可用来表述自己的文学，这应该是在新世纪之后借着大众媒介迅速发展之势，以大众自己写文学为特征的网络文学等大众文学形式兴起的最早“源头”。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创作与评论》(原:理论与创作)(半月刊)创刊于1988年，系湖南省唯一的创作与评论并重的大型文艺期刊，曾荣获中宣部“三创一争”先进单位、中国文联“舆情信息”先进单位、中文核心期刊(1992)、湖南省一级期刊等荣誉，据权威机构统计，该刊影响力已跻身于中国文学期刊前20名。该刊以“繁荣文艺创作、加强文艺评论、追求湖湘气派、兼容百家风格”为宗旨，立足湖南、面向全国，坚守理想、关注当下，刊发优秀的文艺原创作品及精彩的文艺(文化)评论。

　　对此，郭洪雷有所阐发：文学发展的大势是作家个体在自然环境、风俗习惯、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等因素裹挟下难以挣脱的外在力量。任何一个人的创作，无论是顺势而为，还是逆势而动，都要受到它们的影响和规约：不管愿意与否，这些影响和规约，最终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反映在他的创作及作品中。从文学创作整体着眼，这种力量被视为规律;就个体来说，它未尝不可视为作家必然承受的命数[19]。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必然进程中，“70后”作家文学很好地完成了社会转型期的文学艺术使命。

　　参考文献：

　　[1]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42.

　　[2]梁鸿.个体经验与历史意识的辩证存在：“70后”作家三论[J].创作与评论，2014(24)：5-16.

　　[3]卢欢.弋舟：“微妙”地捕捉城市经验[J].长江文艺，2016(21)：98-107.

　　[4]宋明炜.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关于70后出生作家的笔记[M]//陈思和，杨扬.90年代批评文选.上海：格致出版社，2001：307.

　　作者：王纯菲1，崔桂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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