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诉求初探

　　[摘要]以往的翻译伦理研究多聚焦于规范性研究，讨论译者应遵循的伦理模式及意义。本研究首先提出翻译是译者实现其翻译伦理诉求的过程，进而以译者需求为依据，对翻译伦理诉求进行分类排序，指出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层次性及其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翻译伦理诉求的三个因素:翻译价值、翻译语境和译者道德。翻译伦理诉求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能更好地解释翻译活动。

　　[关键词]翻译伦理;翻译伦理诉求;译者伦理;翻译价值

　　1.引言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翻译的过程涉及到不同的主、客体间的关系。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任何一项活动，只要涉及到多个主体，就必然会产生伦理关系。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会面对多种多样的伦理关系，它们之间有可能存在冲突与矛盾，需要通过译者的权衡与选择进行协调，从而让各方达成一种平衡、共存的状态，最终译文便由此应运而生。我们可以用翻译伦理理论解释译者的策略选择，发现翻译活动中的规律。然而，国内译界对译者伦理的关注和研究不够深入。(吴慧珍，周伟:2012:27)本文将从译者角度，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面对不同伦理关系的选择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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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翻译伦理诉求

　　人类有多种不同的需求，伦理诉求是其中之一，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伦理诉求是人对道德动机和行为价值目标的综合性判断，是伦理精神的内在体现。

　　(王硕，李萍，2013)换言之，伦理诉求是指个人努力使个体行为符合某种规范，能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认可。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遵循某种伦理规范的动机及其行为实现的价值可以看作是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往往要面对不同的伦理关系，如尊重他者的伦理、尊重译入语文化的伦 理、尊重读者的伦理、尊重翻译赞助人的伦理和尊重翻译职业的伦理等。然而，不同伦理对译者有不同的要求，这些要求之间甚至可能存在矛盾与冲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根据所处语境判断各伦理关 系的重要程度，并对它们进行排序。译者用伦理规范指导翻译实践，确保这些伦理规范顺利实现，这个过程体现了译者对各伦理目标的态度，即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

　　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各伦理诉求之间经常存在矛盾冲突，对译者提出完全不同的要求，因此，译者对伦理规范的选择或者排序是我们研究翻译伦理诉求的重点。伦理的基础是价值，翻译伦理诉求是译者对某些价值的态度与追求的反映，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活动的价值诉求，这通常表现为译者的翻译目的或翻译动机。人的行为动机建立在需求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借鉴马斯洛(1987)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将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归类，并划分层次，以呈现出各种伦理诉求的本质与彼此间的层次关系。

　　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HierarchyofNeeds)建构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型，用于解释人们行为动机间的关系。他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马斯洛，1987:40-53)。这五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如下:首先，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Needs)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它是指用来维持个人生存的各种物质条件，如衣、食、住、行等。安全需求(SafetyNeeds)则是人类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失业和财产损失，避免焦躁和恐吓的折磨， 是人们对秩序、体制、法律以及界限的需要，它一般建立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

　　归属和爱的需求，也可以称为社会需求(SocialNeeds)，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归属需求，即个人渴望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并在这个群体中占有一个位置或者承担一个角色，个人愿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二是爱的需求，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爱，也愿意去爱别人，当然这里是广义的爱，除了爱情之外，还包括亲情和友情等。尊重需求(EsteemNeeds)是指个人渴望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他人的尊重，受到社会的认可。自我实现需求(Self-realizationNeeds)是指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能，实现自我价值。(马斯洛，1987:49-50)五种需求自下而上以金字塔式排列，通常较高层次需求以较低层次需求为基础。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具有鲜明的物质性(如食物、住所)和物理性(人身安全)，属于初级或者基本需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三类需求则更多体现个人的社会属性，是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位于较高层次。

　　自我实现需求处于金字塔顶端，是个人对自我的最高追求，它体现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一般以其他四种需求的实现为基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面对多种伦理诉求，对伦理诉求的选择与译者的翻译目的或对翻译价值的定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译者选择不同翻译伦理诉求的动机或者目的通常与译者个人的某类需求相联系。因此，以各伦理诉求对应满足不同个人需求为标准，我们可以将翻译伦理诉求划分为四个层次，即:基于生理需求的伦理诉求、基于归属需求的伦理诉求、基于尊重需求的伦理诉求和基于自我实现需求的伦理诉求。此分类方法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分析翻译伦理诉求背后的本质，理解影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因素。

　　2.1基于生理需求的伦理诉求

　　在翻译实践中，不少译者以翻译为谋生的职业，或者至少是一种兼职(即使因为自身兴趣而从事翻译的译者，也需要基本的生活条件作为他们追求兴趣的保障)。

　　有一小部分译者不直接从翻译中获取物质回报，但他们的翻译活动往往是一种间接的谋生方式。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为保证交易顺利完成，商人可能需要进行口头或者笔头翻译，这类翻译可以看做是一种间接谋生手段。在商品经济社会，金钱是满足人们自身生理需求的必要条件。职业译者通过自己的翻译工作赚取金钱，用来支付基本生活需求，如衣、食、住、行等。例如，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养家糊口是他翻译活动的一个主要动因，他曾在给妻子的家信中写道，“后年大概可以全部告成。告成之后，一定要走开上海透一口气，来一些闲情逸致的玩意儿。

　　当然三四千块钱不算是怎么了不得，但至少可以悠游一下，不过说不定那笔钱正好拿来养病也未可知”(朱生豪，2003:292)。朱生豪在需要赚钱改善生活或养病时，翻译能带来的经济收入是其翻译活动的首要价值。此时，为保障最大化的物质回报，译者通常会尽量满足赞助人的要求和读者的阅读期待，译者为了满足自身生理需求，首要考虑而且必须遵循的翻译伦理规范便是服务伦理。当译者未能遵循服务伦理，译文不(完全)符合赞助人要求或达到读者期待时，译文带来的物质回报就可能会降低，甚至没有任何回报，这必然会损害译者的利益，使其基本生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因此，对所有译者，也包括著名的翻译家，在他们的生理需求尚未得到(较好)满足的时候，翻译的服务伦理通常是他们首要遵循的。在译者将翻译作为主要谋生方式时，不能要求他有更多的精神追求，因为这既不人道也不现实。赞助人要求和读者期待往往包含更为细化和具体的翻译伦理规范。从服务伦理视角来看，译者会努力满足赞助人的要求和读者的期待。当然，当赞助人提出与社会道德冲突、甚至违反法律的要求时，译者有权利拒绝翻译任务，但不排除有的译者为了生存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让步。

　　2.2基于归属需求的伦理诉求

　　当译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以保障后，他们会进而追求精神层次的需求。翻译活动能满足译者对归属和爱的需求。翻译活动是用译入语阐释原文内容，是译者个人视域与原文(作者)视域融合的产物。(朱健平，2002)译者使用其熟悉的文化与语言对原文内容进行阐释，译文往往会呈现出译者所属文化的特质，译者的归属感和对母语文化爱的需求，会在译文生成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例如，当译者将外语文本译入母语时，会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族文化意象解释或替换源语文化中的意象，这是因为母语文化能满足译者的文化归属感需求，体现了译者对本族文化的热爱，从而使译者的归属和爱的需求得到满足。例如，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在其《诗经》英译本中，将原文中的“帝”“上帝”用西方基督教的“God”替代，他把“皇皇后帝”译为“thegreatandsovereignGod”，“明昭上帝”译为“thebrightandgloriousGod”。

　　(姜燕，2010:50)理雅各将原文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纳入西方视域和文化体系，巩固了西方文化的地位，体现了他基于归属和爱的需求的伦理诉求。此外，当译者将母语文本外译时，也往往会努力在译文中保留母语语言和文化的特点。例如，中国译者将汉语文本译入英语时，译本中有时出会出现“中国英语”或“中式英语”，究其原因，就是译者的归属感需求使然。在归属需求的驱动下，译者对翻译伦理诉求做出选择，这个过程中译者的民族与社会身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3基于尊重需求的伦理诉求

　　在归属需求实现后，赢得他人尊重、获得一定社会地位，是译者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古往今来，人们对翻译活动始终存在一些误解和偏见，很多人认为翻译仅仅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译文是原文的衍生品，处于从属地位，无法与原创作品相提并论。(谢天振，1999:208)在此观念的影响下，译者很难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也许在普通民众看来，翻译是一种较为体面，且令人向往的职业。

　　然而，在大多数译者，尤其是文学作品译者看来，他们的尊重需求并未得到很好的满足。在文学领域，译者很难与原作者相提并论。许多译者(特别是学者型译者)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作赢得学界更多的认可与尊重，获得更高的学术和社会地位，许渊冲先生提出的“竞赛论”翻译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文学翻译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译作和原作都可以比做绘画，所以译作不能只临摹原作，还要临摹原作所临摹的模特”(许渊冲，1993:24)。

　　我们可以看出，许渊冲先生认为翻译和创作应享有同等地位，译者理应获得更多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忠实原文”也许不再是首要的翻译伦理，译者利用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优势以及自身的语言功力，总是期待“创作”出的译文在文学价值上可以超越原文。在文学翻译史上，译文超越原文的现象并不少见。弗莱利格拉特(F.Freiligrath)译介的《草叶集》德语版受到文学界的广泛好评，甚至《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也认为德语版可能超过了其英语原作。(谢天振，1999:136-137)另外，对原文中过于粗俗或晦涩的表述，译者可能会用“雅化”或者“明晰化”的策略进行处理。例如，莎士比亚作品中有一些粗俗的语言，有译者在翻译时对此进行“雅化”处理，这样的译本读起来比原著“更为庄重，更为文雅”(同上:137)。

　　译者为满足自身的尊重需求，不再将原文的表达看作“神圣不可侵犯”，转而凭借译入语的语言文化特点，寻求原文内容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最佳表达方式。此时，译者的首要伦理诉求是尊重译入语的诗学规范。当然，也有译者会有意识地打破译入语的诗学规范，尝试使用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尝试”是在一定范围之内，通常与译入语诗学规范的发展方向一致)，此种策略体现了译者获得尊重需求的动机，译者希望通过“富有新意”的表达方法，赢得更多认可和尊重。基于尊重需求的伦理诉求，通常表现为尊重译入语诗学规范，这可以看作是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137)。与此同时，译者通过有意或无意地在译文中的“显身”，来获取学界和社会的尊重。

　　2.4基于自我实现需求的伦理诉求

　　在译者的尊重需求得以满足后，例如，已获得一定社会威望的译者会进一步追求自我实现———精神层面最高的追求。一般来说，个人自我实现需要对社会具有一定价值。与尊重需求不同，自我实现的需求不以他人的态度作为评价标准。马斯洛指出，人在追求自我实现时，会献身于一项独立于身外的事业，这与他们自身的得失没有关系。他们全心全意地从事这项工作，将其视为重要的事业。

　　(韦晓等，2000:104)当译者达到这个境界时，他们会将翻译事业看作自己的理想职业，并将此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例如，杨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了《唐·吉可德》的翻译，许渊冲在被批斗、被迫害的情况下，依然在进行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再如，王智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翻译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利用烟盒、草纸、旧报纸等完成了他的译文，并最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智量，2004:88-95)这些译者在基本生理需求都未得到较好的满足，甚至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还能坚持梦想，以翻译为事业，锲而不舍地追求自我实现。如前所述，自我实现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个人行为产生的结果对个人的有利性处于次要地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人们甚至会为了社会价值的实现，牺牲个人利益，因为社会价值是自我实现的核心因素。译者自我实现的途径就是通过译文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个人物质回报和能否立即赢得他人尊重，不是位于首位的伦理诉求。以自我实现为诉求的译者会将翻译事业看作自己的历史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旨在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

　　这是译者对翻译职业理想的尊重，译者将翻译的历史性作用视为己任，通过翻译实践丰富和促进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我实现需求处于顶端，但这并不能排除特例的存在，有的译者在未能(较好)实现基本生理需求、甚至人身安全没有得到保障的条件下，依然会将自我实现需求放在首位，致力于用翻译实践推动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发展。

　　我们认为，自我实现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或降低个人对低层次需求的迫切性，它是译者的“精神食粮”，可以弱化以低层次需求为基础的伦理诉求。当然，在翻译实践中，翻译伦理诉求间的层次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明显，有时甚至会发生错位。有些译者可能会将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置于生理需求之上。此外，翻译伦理诉求往往是一个集合概念，译者翻译伦理诉求具有多重性，并不限于某一种。

　　例如，一位译者可能希望通过翻译工作，同时满足自己的生理和尊重需求。翻译价值诉求的多重性决定了译者的伦理诉求也必然呈现多样性，译者并不只是面对某一种翻译伦理诉求，而是需要在多种伦理诉求间进行选择、排序，努力达到某种平衡，以期使个人需求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以个人需求为视角，分析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选择，有助于理解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可以从理论层面推进翻译伦理研究。

　　3.影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因素

　　在翻译实践中，翻译伦理诉求之间呈现出层次性，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分析、研究影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诸因素，是我们将理论研究运用于实践的必然途径，这有助于更好地解释翻译活动，指导翻译实践。我们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影响译者翻译伦理诉求的因素，客观方面包括翻译价值和翻译语境，主观方面主要指译者道德。

　　3.1翻译价值

　　伦理的基础是价值，翻译价值制约翻译伦理，从而影响译者对翻译伦理诉求的选择。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确定和影响翻译价值的因素可以从客体和主体两方面分析:客体指原文文本，主体包括翻译赞助人(发起人)的要求与读者期待。诚然，译者的态度、翻译策略和方法是影响翻译价值实现的直接因素，但是译者的翻译实践始终是在各因素综合作用下的行为。换言之，原文文本、翻译赞助人的要求以及读者期待才是真正影响翻译活动价值的根本因素。决定翻译价值的首要和基本因素是原文文本。原文文本的价值与原文同时诞生，一般较为稳定，不会出现太大变化。

　　通常情况下，译文会保持原文的文本类型，而不同文本类型的翻译价值不尽相同，进而让译者面对不同的翻译伦理诉求。例如，商业文本的主要价值是信息交流，其目的是保障商业活动的顺利开展。此时，译者的首要翻译伦理诉求包括服务伦理和(信息)忠实伦理。而对于文学翻译，其主要价值通常不是信息交流。文学文本又可细分为不同文体，如散文、小说和诗歌等，其价值各异，有的可以促进语言和诗学规范的发展，有的是为了针砭时弊，而有的是以文化传播为目的。

　　面对不同的翻译价值，译者的主要翻译伦理诉求可以是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1:153)提出的再现伦理、交往伦理或韦努蒂的差异伦理(Venuti，1998)。当然，有的原文文本类型具有多重属性，同时具有多种文体特点，例如，叙事诗既是小说，又具有诗歌的节奏与韵律，翻译价值和翻译伦理诉求也因此变得较为复杂。对于此类文本，翻译价值的确定和实现更多取决于主体，即赞助人的要求和读者期待，它们则通过制约译者的翻译活动影响翻译价值。读者期待是读者阅读译文时的期望，即读者希望从阅读中获取的价值。

　　它体现了读者对于客体(译文)价值的定位与接受，它会对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产生影响。例如，西方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广受普通读者的喜爱，读者在阅读译本小说时，其猎奇心理得到了满足。在了解此种读者期待后，译者的首要翻译伦理诉求是全力保持原文的故事性，尤其是其中的离奇情节，同时，译者还要充分考虑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接受能力。此时，保持和尊重原文文化的翻译伦理往往不是译者的首要翻译伦理诉求。与此相反，鲁迅先生将其译文的读者限定为社会精英，他指出，精英读者希望通过阅读，理解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从而可以用来改造和丰富彼时中国的落后文化。(王东风，2008)

　　因此，鲁迅先生的首要翻译伦理诉求是尊重译入语(汉语)社会文化发展需求，尊重翻译活动的历史使命。此伦理诉求影响了鲁迅先生对原文本的选择和译文语言表达方式。例如，他坚持“硬译”的翻译策略，认为这是实现翻译历史任务的必由之路。当然，因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读者的阅读期待具有一定差异性，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确定读者期待的内涵:一是结合时代语境，理解和分析读者期待的内涵与特点，并据此分析对应的翻译伦理诉求;二是可以结合翻译赞助人(发起人)的要求，先确定主要目标读者人群，进而确定读者期待的内涵。

　　与读者期待相比，翻译赞助人的要求对翻译价值的影响更为直接，赞助人在一定的目的指导下选择要翻译的文本，通过意识形态、文化审查或者物质回报等方式掌控、操纵或规范译者的翻译活动。对于已确定的文本类型，赞助人的翻译目的是影响翻译价值的直接因素。与此同时，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也会发挥一定作用。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官方发起和组织了许多中国典籍译介活动，如《中国文学》杂志的发行、“熊猫丛书”出版等。此类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了 解中国。因此，译者的首要翻译伦理诉求通常是忠实伦理、再现伦理和传播原文文化的伦理。

　　可见，受翻译赞助人的不同翻译目的的影响，译本会产生不 同价值，译者也呈现出不同的翻译伦理诉求特点。当然，赞助人对翻译价值的影响，必须以文本类型和读者期待为基础，但同时赞助人会对译文和读者期待有一定引导性。翻译价值的确立与实现是一个复杂过程:翻译赞助人以原文为客观基础，依据读者期待，并结合自身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最终形成特定的翻译目的。只有厘清具体的翻译价值内涵，才能确认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特点和选择策略。

　　3.2翻译语境

　　翻译是一种社会活动，译文的价值、读者接受情况和传播效果都需要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分析。社会语境主要包括两方面:时代背景主要指源语和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强弱关系对比;信息传播特点是指信息传播的载体和信息技术特点。源语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强弱关系会影响读者对译文的接受，进而影响译者对翻译伦理诉求的选择。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论认为，文学是社会文化和历史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Munday，2001:109)文学是一个多元系统，翻译文学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

　　佐哈尔认为，当翻译文学位于这个多元系统中心时，它往往会参与创造，并打破译入语原有的文化规范;而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边缘时，它更多使用译入语文学中现有的表达方式。(ItamarEven-Zohar，1990)强势文化文本译入弱势文化语言时，译本常处于弱势文化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译者更倾向于保留原文本中的“异质”，其首要翻译伦理诉求往往是尊重原文。同时，由于弱势文化读者对强势文化的向往、甚至敬畏，带有“异质”的译文更容易在弱势文化中传播。

　　与此相反，在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语言时，因为翻译文学所处的边缘地位，译者的首要的翻译伦理诉求往往是尊重译入语语言规范和文化。此时，出于文化上的自信和优越感，译入语读者对源自弱势文化的译文表现出较低的接纳意愿和包容度。弱势文化的文本很难以其本真的模样在强势文化之中呈现和生存，即使有的译文会保留一点“异质”，也大都是因为这些“异质”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刻板印象相一致，体现了以强势文化为中心的世界文化体系。

　　韦努蒂所批评的翻译领域的英美文化霸权便属于这种情况，弱势文化的特质要么被抹杀，要么按照西方对它们的认知和定位，被同化后纳入英美文化体系。文化信息的传播方式和特点也是影响译本价值和读者接受的重要因素。印刷术、电子书和互联网在改变知识传播方式的同时，也为读者获取新知识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径，提高了普通读者对他者文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知识传播速度和效率，还加速了文化和知识传播的去中心化趋势，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的门槛降低，弱势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获得了更多的发声机会。

　　此外，互联网还削弱和部分扫除了意识形态给译本传播带来的障碍。在这种背景下，译者可以更放心地遵循再现伦理诉求，不必再过度担心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管控和文化审查。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普通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接受能力。当译文中出现相对难懂的文化元素时，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方便地查询信息，或者获取其他版本的译文，从而更好地理解文中的“异质”元素。读者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大幅提高，这也为译者遵循忠实伦理和再现伦理提供了充分条件。

　　3.3译者道德

　　影响译者伦理诉求的主观因素主要是译者道德，在译者道德的制约下，译者根据客观情况，对不同翻译伦理诉求进行判断和排序。译者道德可以分为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后者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较小，通常包括服务伦理、再现伦理和忠实伦理等。而译者的个人道德则呈现出明显个体差异性，通常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通常认为，民族身份和自我定位是影响译者个人道德的两个主要因素。

　　译者先天的种族身份决定个人道德的民族特质。不同民族对道德的判断和标准不完全相同，民族的道德观会影响译者对翻译中涉及道德元素的价值判断，如不同民族对待婚姻和家庭的道德观并不完全一样。此外，译者道德的民族性会影响其对源语和译入语文化的态度。一般来说，受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或倾向的影响，译者往往会将尊重本民族文化作为首要伦理诉求，译者更愿意让“他者”文化来靠近本民族文化。

　　例如，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呈现的翻译伦理诉求就表现出很强的民族性。当然，也有译者会呈现出与民族身份不符的伦理诉求。例如，著名翻译家赛珍珠(PearlS.Buck)在翻译中呈现出不同于其民族身份的翻译伦理诉求。赛珍珠虽然是美国人，但是她早年在中国生活，对中国文化怀有很深的感情和认同感，为了再现、传达中国文化和语言特点，她采用了非常直译的方法翻译了《水浒传》，体现了她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这种尊重甚至高于她对英语文化的认可。因此，我们认为，在译者民族身份这一客观条件之外，译者的自我定位或者情感归属，也同样会影响他们的翻译伦理诉求。

　　4.结语

　　翻译活动是译者实现翻译伦理诉求的过程，而译者的翻译伦理诉求选择则主要受翻译价值、翻译语境和译者道德的影响，这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有助于我们利用翻译伦理理论更好地解释和指导翻译活动。我们可以运用翻译伦理诉求模型，确定翻译活动中各个变量及其之间的关系，然后据此分析译者呈现出的翻译伦理诉求特点，这会使翻译伦理研究对翻译现象更具解释力，对翻译活动也更具指导性。

　　参考文献：

　　[1]Chesterman，Andrew.ProposalforaHieronymicOath[J].TheTranslator，2001(2):139-154.

　　[2]Even-Zohar，Itamar.Thepositionoftranslatedliteraturewithintheliterarypolysystem[J].PoeticsToday，1990(1):45-51.

　　[3]Munday，Jeremy.IntroducingTranslationStudies:TheoryandApplication[M].London，NewYork:Routledge，2001.

　　[4]Venuti，Lawrence.TheScandalsofTranslation:TowardsanEthicsofDifference[M].NewYork:Routledge，1998.

　　作者：李征张春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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