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共情是理解他人的重要社会性能力，按成分可划分为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两者分别有其对应的神经网络。在演化及个体发展层面，情绪共情先于认知共情。共情的加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低级情绪刺激引发的自下而上加工。首先发生情绪感染，继而引发情绪共情
摘要共情是理解他人的重要社会性能力，按成分可划分为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两者分别有其对应的神经网络。在演化及个体发展层面，情绪共情先于认知共情。共情的加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低级情绪刺激引发的自下而上加工。首先发生情绪感染，继而引发情绪共情，最后认知共情与情绪共情相互作用产生共情反应。另一种是由高级情绪信息引发的自上而下共情加工。认知共情通过自我投射的方式产生情绪共情，腹内侧前额叶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共情环路模型把共情成分与加工过程囊括在内，较好解释了共情的心理加工机制。未来的研究应该设计具有更高生态效度的研究范式，探寻更多客观的共情测量指标，丰富积极共情的研究。
关键词情绪共情;认知共情;自下而上加工;自上而下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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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从日常经验中会发现，当看到别人处于危难或痛苦时，我们会产生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悲悯之情。这种心理过程可以通过孟子的一段话阐释:“今人乍见儒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意为当人看到幼童将要掉入井里时，会自发地产生恐惧、惊骇和怜悯之情，且这些反应并非出于对结果是否能带来利益、声誉等外部因素的理性估量。这种心理反应可以概括为“恻隐之心”，孟子把“恻隐之心”视为“仁爱”的发端，即把它看成是“仁爱”这一道德规范的基础。
“恻隐之心”与现代心理学中的共情有极大的共通性。共情指通过观看或者想象能够感知、理解他人的处境，能对他人的处境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并导致这种情绪反应的来源有清楚认识的一种能力(DeVignemont&Singer，2006;Hein&Singer，2008)。研究者从多个角度探索共情，加深了对共情的理解。早期研究者提出共情两成分理论，认为共情包括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两个成分(Gladstein，1983)，这一划分得到大量研究者的支持(陈武英，卢家楣，刘连启，林文毅，2014;Eisenberg&Eggum，2009;Miklikowska，Duriez，&Soenens，2011;Smith，2006)。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为这种划分提供了证据(Carrington&Bailey，2010;Decety，Echols&Correll，2010;Shamaytsoory，2011)。
对于共情的加工与调节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模型包括早期评估模型与后期评估模型(DeVignemont&Singer，2006)，共情认知调节和情绪分享双过程模型(Lombardoetal.，2010)以及共情的环路模型(Walter，2011)。这些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共情成分与共情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往研究常常把共情的成分与加工过程混用，认为情绪共情是自下而上的加工，认知共情是自上而下的加工。实际上，一个共情反应，无论是自上而下加工，还是自下而上加工，均涉及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两种成分，主要区别在于两种成分的加工顺序。加工顺序不同，共情的调节方式也随之改变。为了深入探索共情的心理加工机制，本研究将梳理共情的两种成分与两类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使之概念化、清晰化、方法论化。
2共情概念的由来及共情能力的
发展“共情”这一概念最初源于哲学与美学，后来逐渐与心理学建立紧密的联系。虽然在概念界定上经历了演化，但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共情可以从物种演化与个体发展两种视角进行观察。
2.1共情概念的由来与演化
共情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家Rober提出了“Einfühlung”一词，用于描述人们对艺术的共鸣，“Einfühlung”指人们把自己的心灵感受主动地投射到所看到的事物上的一种现象(Gladstein，1984)。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Lipps发展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通过Einfühlung的形式了解对方，这一现象发生在投射和模仿之前，当人们的情感模仿加深，Einfühlung也随之加深。
二十世纪初，Titchener用英文新词“empathy”取代了“Einfühlung”，并把“empathy”定义为“一个把客体人性化的过程，感觉我们自己进入别的东西内部的过程”(王妍，2015;郑日昌，李占宏，2006;Duan，&Hill，1996)。此后，共情进入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临床心理学家倾向于用现象学的视角理解共情。阿德勒把共情纳入精神分析的范畴，把共情比喻成“穿上病人的鞋子(站在病人的立场上)，观察与感受病人的体验”。
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疗法”强调无条件接纳、积极关注、真诚和共情。他对共情的解释是“咨询者能正确地了解当事人内在的主观世界，并且能将有意义的讯息传达给当事人”。实验心理学家对共情的操作性定义主要有两种取向，认知取向的学者认为，对他人心理状态的理解和推断等认知性结果是共情的本质;情感取向的学者认为，认知成分是情感反应的唤醒机制(陈晶，史占彪，张建新，2007)。在中文的语境下，“empathy”先后有过“神入”“移情”“投情”等翻译，译名的合适性曾引起较大的学术争论。2003年出版的《大辞海》心理学卷的咨询心理学部分收录了“empathy”一词，将其翻译为同感，释义为同理心(颜志强，苏金龙，苏彦捷，2018)。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翻译是“共情”“同理”和“同理心”。
2.2共情能力的发展
从物种演化的角度来看，共情能力是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发展起来的。情绪共情在发生学上出现的时间先于认知共情。例如，老鼠具有情绪感染能力，老鼠遭受电击的痛苦会引起其他老鼠的负面情绪(Church，1959)。猕猴可以彼此分享情感，但还不具备认知共情的能力(Povinelli，Parks，&Novak，1992)，黑猩猩的共情能力相当于处于半自我中心阶段的儿童，但是它们也只能够表征其他个体的知识、意图等心理状态，并不能完全理解，仅具备最初级的认知共情能力(Koski&Sterck，2010)。人类所拥有的高级认知能力(如语言)使得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分享表征达到元水平，使共情具有更加复杂的形式与功能(黄翯青，苏彦捷，2010)。共情在人类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层次。
Hoffman(1977)建立的个体共情的毕生发展模型，描述了从低到高四种水平的共情反应模式:0～12个月的婴儿处于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共情的本质是情绪感染，其最典型的反应是婴儿会对其他婴儿的哭声产生反应性哭泣;12～18个月的幼儿处于第二个阶段，即自我中心共情阶段，能够对他人进行动作模仿;随着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在3～4岁儿童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感受他人”的共情阶段，能够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和自己存在差异;11岁左右儿童进入到共情的第四个阶段，即对他人生活状况的共情阶段。个体在这一阶段即使脱离具体的情绪线索也能产生共情(Hoffman，1977;Meltzoff&Moore，1983;Zahn-Waxler&Radke-Yarrow，1990)。
3共情的成分
早期研究者(Gladstein，1983)提出的共情两成分理论把共情划分为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情绪共情是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情感反应，认知共情则是对他人目的、企图、信仰等认知要素的推断。两成分理论对共情成分的划分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陈武英，卢家楣，刘连启，林文毅，2014;Decety&Jackson，2004;Smith，2006;Eisenberg&Eggum，2009;Fan，Duncan，deGreck，&Northoff，2011;Miklikowska，Duriez，&Soenens，2011)。新近兴起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为这种划分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证据，大部分结果表明两种成分各有相对独立的神经网络结构，情绪共情涉及的脑区主要是额下回(InferiorFrontalGyrus，IFG)、顶下小叶(InferiorParietallobule，IPL)以及前部扣带皮层(AnteriorCingulateCortex，ACC)、脑岛(Insula)和杏仁核(Amygdala)等(Keysers&Gazzola，2006;Rizzolatti，Fabbri-Destro&Cattaneo，2009;Decety，Echols&Correll，2010;Shamaytsoory，2011)。
认知共情涉及的脑区主要是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PrefrontalCortex，MPFC)、颞上沟(SuperiorTemporalSulcus，STS)、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Junction，TJ)和颞极(TemporalPoles，TP)等(Frith&Singer，2008;Van&Baetens，2009;Carrington&Bailey，2010)。认知神经心理学对脑损伤患者的研究也为两成分理论提供了证据支持，Dziobek等人(Dziobek，Rogers，Fleck，Bahnemann，Heekeren，Wolf，&Convit，2008)的研究显示，孤独症患者的情绪共情能力与正常被试没有明显差别，但是认知共情能力却明显受损。Harari等人(Harari，Shamay-Tsoory，Ravid，&Levkovitz，2010)的研究发现，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能力发生分离，这类患者的认知共情能力比正常人低，但情绪共情能力却比正常人更高。
Shamaytsoory等人(Shamaytsoory，Aharonperetz，&Perry，2009)的研究显示，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PrefrontaCortex，vmPFC)受损患者的认知共情能力偏低，但情绪共情能力处于正常水平;大脑额下回(InferiorFrontalGyrus，IPG)受损患者情绪共情能力偏低，但认知共情能力处于正常水平。以上研究结果证明，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心理成分(潘彦谷等，2012)。
4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
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是指由具有直接感染性的低级情绪刺激(如面部表情、声音、气味)引发的共情加工过程。低级情绪刺激可以通过感官系统被直接“接触”而感知，所需要的意识成分少，个体很难控制其发生和强度。这一个过程包含了情绪感染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情绪刺激激活个体的神经元系统，神经信号把情绪信息传达至感受器，感受器自动化地产生模仿性情绪表达，神经冲动以反馈的方式使个体意识到这种主观感受，即产生情绪感染。个体以自身经历过的动作和体验过的情绪所产生的心理表征去理解他人同样的动作和情绪体验，产生情绪共情。同时，个体对环境进行认知评估产生认知共情，认知共情调节情绪共情，共同产生共情反应。
4.1情绪共情
情绪感染可引发两种结果:自囿性悲伤(PersonalDisstress)或者情绪共情，两者表现出的行为可能类似，但在社会效果上是彼此对立的(弗朗斯·德瓦尔，2013)。自囿性悲伤指受他人不幸的影响，观察者会不由自主地想象自己处在相同的情境，从而产生与受害者相似的情绪体验(DeVignemont&Singer，2006)。自囿性悲伤缺乏对他人处境和需求的认知性评估，观察者只会寻求能减轻自己悲伤的反应。如幼儿听到其他幼儿哭声后的痛苦反应，幼猴听到其他幼猴的尖叫声后会相互靠近与拥抱，寻求接触以疏解他们自身的紧张反应，因此，自囿性悲伤并未超出情绪感染的水平。
4.2认知共情对情绪共情的调节
在自下而上的共情加工中，尽管情绪共情由具有直接感染性的刺激诱发，但情绪共情不是对他人情绪的刻板复制，个体对导致这种情绪状态的来源有清楚认识的能力，即认知共情(黄翯青，苏彦捷，2012;Preston&deWaal，2002)，认知共情会对情绪共情产生调节作用。
5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
一些情绪信息不具备直接感染性，这类情绪信息被称作高级情绪信息。高级情绪信息需要调用认知资源推断加工才能产生共情，如阅读感人的文字，需要思维能力理解情绪信息，这种共情被称为心理理论共情，包括利用感觉信息推断、语介联想(language-mediatedassociation)、观点采择(activeperspectivetaking)。心理理论共情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共情加工方式。
6总结与展望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先秦时期孟子提出这一命题，阐述了人们对他人遭受苦难表现出感同身受的心理现象，从现代西方心理学术语的角度看，该命题描述的实质是一种情绪共情。人类先天就具备情绪感染能力，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情绪感染发展成为具有重要社会性功能的共情能力。本文以共情的两成分理论为划分依据，综述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类共情加工过程，探讨了两种共情成分与两类加工过程的关系。结论认为，情绪共情先于认知共情发生，认知共情能对情绪共情进行调节，加工过程不同，共情的调节方式也不同。总体来说，有关共情的心理加工过程的研究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对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的发生方式及相互作用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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