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摘要：钱澄之的《屈诂》中有着儒道互补的复杂思想。一方面，《屈诂》中充溢着浓厚的致君尧舜、中兴南明的儒家精神。这种儒家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钱澄之以此寓托曾经中兴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儒家精神同时也表现在对屈原家国情怀的宣扬，
摘要：钱澄之的《屈诂》中有着儒道互补的复杂思想。一方面，《屈诂》中充溢着浓厚的致君尧舜、中兴南明的儒家精神。这种儒家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钱澄之以此寓托曾经中兴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儒家精神同时也表现在对屈原“家国情怀”的宣扬，其中包含着其浓厚强烈的“疆土意识”、拳拳殷切的“治国意识”和低徊流转的“忧国意识”。另一方面，《屈诂》中的道家思想，则表现在其中“以藏为用”的思想和因循“时”势的观念。钱澄之《屈诂》中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是晚年时期的钱澄之，其儒道思想互相排斥、又互相调补的复杂文人心理结构在文学创作中的外在表现;是其作为清初重要遗民之难以言说而又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的遗老情志与心态的婉曲抒发与表达。
关键词：钱澄之;《屈诂》;儒家精神;道家思想;儒道互补
钱澄之，安徽桐城(今安徽枞阳)人，明末诸生，明清鼎革之际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抗清志士。据钱撝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万历四十年壬子，府君生”[1]，及唐甄《田间先生八十寿序》“辛未岁四月二十九日，饮光钱先生行年八十生日也”[2]233，钱澄之生年应为明万历壬子年(1612)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其卒年为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钱氏初名秉镫，字幼光;抗清复明失败后，见事不可为，一度出家为僧，名幻光，释号西顽;后复冠带改名澄之，字饮光，不仕新朝，退隐故里，结庐先人墓旁，环庐皆田，得号田间，虽穷愁跼蹐，仍勉力坚守遗民气节，躬耕南亩，农闲授课业为生，著述明志以终老。钱澄之生平著述宏富，有《田间诗集》《田间文集》《藏山阁集》《所知录》《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等。其在楚辞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注本《屈诂》。
在钱澄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儒家精神是他一生思想的主流，《屈诂》中亦充溢着其浓厚的致君尧舜、中兴南明的儒家精神。吴孟复《庄屈合诂序》曰：“在《屈诂》中，愤世疾俗，语尤激切。”[3]2“数百年后读此，可见庄周、屈原之心，更可见钱澄之之心，既以赏奇析疑，更以知人论世……盖此皆真知真感，出自心声者也。”[3]3然而，据钱澄之书信《与徐方虎》“弟于去冬穷愁之中，又了得《庄屈合诂》一书……弟今年七十五矣，将更何竢耶”[4]468，以及其诗《乙丑元旦立春》“诗文删罢闲无事，更注《离骚》订《七篇》”[5]511，可推知《屈诂》应作成于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
当时，清朝政府的统治已趋于稳固，康乾盛世初现端倪，“耕者在畔，贩者在涂，市无追呼之吏，人见吏亦不惊”(钱澄之《永安龚侯云石寿序》)[6]342，士人百姓皆已安于新朝，光复明朝的祈愿已是幻梦一场。加之，此时的钱澄之已是七十四岁古稀之年，距清顺治十年他重葺故居、退隐乡间已有三十余年。青年时期“尝思冒危难，立功名”[7]13834，换来的却是党争排挤、不受重用，钱氏归隐后力济天下的热情逐渐消退，这位儒者于落寞、孤寂、悲愤的心境中，道家精神中知命顺时、委运任化、以藏为用的思想渐趋上升。因此，在钱氏的《屈诂》中又流露出著述者退避“出世”的道家思想倾向。
一、中兴南明、致君尧舜的儒家精神
钱澄之在闽粤溃败之后，与志同道合之士离散，至1651年更历经长达数千里的地理大迁徙之后回到家乡桐城。《屈诂》作于钱氏远离政治中心，回乡归隐三十多年之后，但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空间之后，钱澄之训诂楚辞，诉诸笔端的依然是其儒家之志下蓬勃难掩的用世之心和强烈恣肆的情感倾泻。
(一)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
《屈诂》中的儒家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钱澄之以此寓托其曾经中兴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
钱澄之训诂《离骚》，将“美政”概括为屈原一生政治理想的核心，“美政，原所造之宪令，其生平学术，尽在于此”[3]184。盛赞屈氏美政，“史称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王使作为宪令，所谓能称其职也。原生平致主泽民之术，得以一意展布，其所作必取法二帝三王之道，尽革楚之弊政，而楚国可以大治”[3]187。对于最终人主蓄疑、党争宦祸，屈原遭谗被疏，“美政”废止，钱澄之指出政令不通，屈原“循绳墨而不颇”振兴楚国的主张难以推行，才是屈原真正最痛切之处。《离骚》训诂，钱氏曰：“原疏而宪令废矣，所最痛心者此也”[3]184，“初，王使原作为宪令，楚昔弊政，多所釐革……原一遵规矩绳墨以为度，故使奸邪无所容。原替而法废……其郁邑侘傺，不惜其身，而惜其度也。”[3]
154又曰：“原疏而宪令亦废不行矣!原所悲愤不能自已者，非悲其身不用也，悲其功之垂成而不就也。故一则曰‘哀民生之多艰’，再则曰‘相观民之计极’，而终之以‘莫与为美政兮’，则原情可见矣。”[3]187训诂《惜往日》，钱澄之亦曰：“《惜往日》者，思往日王之见任而使造为宪令也。始曰‘明法度之嫌疑’，终曰‘背法度而心治’，原一生学术在此矣。楚能卒用之，必且大治，而为上官所谗，中废其事，为可惜也。原之‘惜’，非惜己身之不见用，惜己功之不成也”[3]294，“身废且死，而犹眷眷国事。极言法度之不可背，原之自命在此”[3]299。屈原的“美政”基本思想是清明国政、中兴楚国，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儒家色彩。钱澄之对屈原“美政”理想被废止悲愤痛惜之情的反复致意，实则是见托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
楚辞中“志”这个关键字多次出现，屈原在《离骚》《九章》中多次言“志”陈情，《离骚》中共出现两次，《九章》中则共出现二十二次，屈原所述之“志”，含义明确，皆指屈子的“美政”理想。然而，钱澄之的《屈诂》，对这二十四个“志”，都不惮其复，一一进行了着重强调和细致阐发。例如，训诂《离骚》“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句，《屈诂》曰：“山穷水尽，不得不抑志而弭节也……然歌舞必取于舜禹，其所乐在此，此志固未泯也。”[3]183训诂《怀沙》“离慜而不迁兮，愿志之有像”句，《屈诂》曰：“至于离慜而不迁，盖终不能惩改矣。自惟事业无成，存此志于万世，可也，志之有象，《易·蛊》上爻所云：‘志可则也。’”[3]286训诂《橘颂》“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句，《屈诂》曰：“深固难徙，存乎志也。惟有志乃能承天。”[3]300又训诂《橘颂》“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句，《屈诂》曰：“此申言其壹志也。谓之幼志，盖自幼如此，性生然也。”
[3]301甚至于在楚辞未出现“志”字之处，钱澄之亦申之以志，如训诂《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句，《屈诂》曰：“以云、鸟之无心，欲寄一言而尚不见顾，则此志将向谁语哉!”[3]289训诂《思美人》“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句，《屈诂》曰：“忧忧相接，积久不化，故冯心也。而又隐闵无所发舒，自是伤生之道，宁有寿考者乎?然而变易初志以希寿考，又何可为也?”[3]290《东君》题解，《屈诂》曰：“举矢操弧，大有感慨时事，摅写愤懑之情。盖借题以喻志也。”[3]209《离骚》“总诂”，《屈诂》亦曰：“原所以恋恋于楚者，身则已矣，亦冀所树之众芳，异时犹足以续己之志乎?”[3]186钱澄之向有用世之志，其如此不厌其烦，反复诠释屈原兴楚之“志”，实是抒发怀抱，以抒己建立勋业、中兴南明之宏志政愿。
钱澄之《屈诂》中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寓托于其中的正是其对曾经中兴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其实，钱澄之此种翘首以望、殷盼“中兴”之志，在他的许多诗文中也曾反复有过深情的表达，如“努力勋与名，勿负中兴初”(《别新城诸友》)[4]231，“长虑一杯成永诀，可怜万死见中兴”(《得刘客生信》)[4]234，“中兴根本仗谁留，楚粤经年次第收”(《寄呈留守瞿相公》其二)[4]240，“帝王应运非偶然，中兴必有符瑞先”(《献玉篇》)[4]252等。
(二)对屈原“家国情怀”的宣扬
《屈诂》中的儒家精神也表现在对屈原“家国情怀”的宣扬，其中包含着其浓厚强烈的“疆土意识”、拳拳殷切的“治国意识”和低徊流转的“忧国意识”。
钱澄之《屈诂》对屈原“家国情怀”的显扬，首先表现为一种浓厚强烈的“疆土意识”。钱澄之是清初辈分很高的重要遗民，亲身经历了南明隆武、永历两朝，有着浓厚的英雄主义气质和理想，是遗民抗清的代表性人物。钱氏曾目睹南明王朝节节败退、国土沦丧，其潜意识中对于“国土疆域”总有着特有的敏锐和深沉刻骨的情感。如钱澄之在解释《九歌》“名为九，实十一章”[3]220的矛盾时，不同于王逸阐之以玄理“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8]55;姚宽《西溪丛语》释之以文体“九以数名之，如《七启》《七发》，非以其章名”[9]30;胡文英《屈骚指掌》、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谓之以配偶神二湘、二司命合篇说;黄文焕《楚辞听直》、林云铭《楚辞灯》解之以《山鬼》《国疡》《礼魂》合一说;或贺贻孙《骚筏》述之以“《湘君》《湘夫人》共祭一坛，《国殇》《礼魂》共祭一坛”[10]7等。
《屈诂》曰：“楚祀不经，如河，非楚所及;《山鬼》涉于妖邪，皆不宜祀。屈原仍其名，改为之词，而黜其祀，故无赞神之语、歌舞之事，则祀神之歌，正得九章。”[3]220钱氏认为，《河伯》不应计入“九歌”篇目的理由是，黄河非楚国疆域所及，因而不宜祭祀，“且河非楚所宜祀，明非祀事也”[3]212。钱澄之的此种解读颇有参考价值。又如钱澄之《屈诂》训诂《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句，赞同王逸所谓“楚有高丘之山”的观点，不同于一些学者将高丘视为昆仑山，曰“反顾，南顾楚地也……高丘，楚地”[3]167，提出“疑襄王前即有阳台神女之说，故以寓言”[3]167，并强调《离骚》中上天求女的行动“盖原虽云上下求索，足迹未离于楚也”[3]171。饱含遗民情志的钱澄之晚年训诂楚辞，“疆土”两字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其历经劫难的敏感的神经。此种“疆土意识”，蕴含着钱澄之不甘归顺、铭肌镂骨的疆土之情和疆土之憾。
钱澄之《屈诂》对屈原“家国情怀”的显扬，也表现为一种拳拳殷切的“治国意识”。钱澄之家世渊源自吴越钱氏这一文化家族，向以修齐治平为家学，其“慷慨好持正论”[11]135，“先生形貌伟然，以经济自负，常思冒危难以立功名”(方苞《田间先生墓表》)[12]337。永历三年临轩亲试，钱澄之被擢拔为翰林院庶吉士，次年迁编修，掌执制诰，草拟永历朝各种重大诏令，亲身参与军国大事，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儒家的政治是圣君政治，因此钱澄之希冀一新国政的“治国意识”也更多地表现在对具体如何让君主幡然醒悟，奋发图强，成为中兴之主的思考上。如《屈诂》对于《离骚》“求女”的解释，不同于王逸求贤臣论“虙妃佚女，以譬贤臣”[8]3、朱熹求贤君说“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求虙妃、见佚女、留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也”[13]17的宽泛而论，钱澄之提出《离骚》中的“求女”应该有着明确的实质影射和政治指向。钱澄之训诂《离骚》曰：“以下志在求女，见举世皆蔽贤妒能，使主孤立于上，庶几宫中得一贤媛，以为内助，犹可以回主惑乎?因王宠郑袖也。”[3]166“无端哀高丘之无女，是时楚宫南后、郑袖并宠于王，袖与靳尚辈表里惑君，后不之问，谗于嬖比，此王所以终不悟也。”[3]167“总诂”亦曰：“不得已而思求女，盖君而有贤妃在内，不致小人蛊惑已甚。
上官、靳尚与郑袖比，犹皇甫七子‘恃褒姒为奥援’也。《车辖》之诗，恶褒姒乱国，思得贤女以为内助，所以拔其祸本。屈原犹是意也……此一段是暗指郑袖而言。”[3]186钱澄之指出《离骚》中的“求女”，实则是寻求贤媛以夺郑袖之宠，以此改变楚国王室“艳妻煽处，外内隔绝”[3]186引致哲王不寤、朝政废弛的现实。“既无贤助，哲王终不能自寤。”[3]171“故思得贤女，正位宫中，以废嬖而沮谗也。”[3]167对于南明国事，钱澄之也曾踌躇满志，“叩头再拜出君门，忆起胸中未尽言”[14]112，期望可一展平生抱负、收复故土、建立伟业，其屡屡上书《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端州拟上第二疏》等陈弊献策。钱澄之《屈诂》对“求女”的阐释，正是其在强烈的“治国意识”下，寻求实践明君贤臣、清朗国政现实路径的策略思维的表现。
钱澄之《屈诂》对屈原“家国情怀”的显扬，还表现为一种低徊流转于著述字里行间的“忧国意识”。钱澄之所亲见的南明王朝皇族腐朽，隆武、永历二帝皆昏庸懦弱、苟安一隅、不思进取，小朝廷内部宦祸党争激烈、矛盾重重。此后，钱氏更是目睹了南明覆亡、国家破碎的惨状，亲历了民众战乱下生活的苦难流离。“盖澄之遘亡国之痛，悲愤怫郁，大不得已而著书，以《庄》继《易》，以屈继《诗》，其辞隐，其心苦矣。”(《皖志列传稿·钱澄之传》)[2]228因此，钱澄之在《屈诂》中总不时流露出一种盘绕国事、愤懑难平的“忧国意识”。如训诂《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句，钱澄之激忿于南明朝贤奸杂用、君臣否隔，曰：“则当时用人，非贿不行……求索乃所以为贪婪之术也。内恕量人，不信世有进贤为国之事，有一于此，群起而嫉妒之矣。此众芳之不获进用以至今也。”[3]150训诂《离骚》“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句，钱澄之忧愤于佞党误国，曰：“于此处才出‘党人’……党人所为乐，原所为殃。偷者，偷其乐之在己;惮者，惮其殃之在国。”[3]147此外，《屈诂》中还多有类此忧怒国弊之句，如“而党人蔽之，其路无由”[3]260，“今时之法，清白者死”[3]155，“言举世朋党，而汝茕然一人”[3]159，“此言蔽于谗者，自前世已然，不独今也”[3]298，“见之则日明，其如君之不见何”[3]299等，大抵都是“隐然动国事之感”[3]239，抒发“也知国计正艰难，其奈闾阎已尽残”[4]13(钱澄之《感时》)之喟叹。
应该说，钱澄之的《屈诂》通过对异代知音屈原“美政理想”和“家国情怀”的尊崇与显扬，以述代作，抒释与遣解了这位亲历了中原陆沉、明清易代、血火铁骑亡国之痛的耆儒滞溢于胸、难以平抑的儒家情志。同时，钱澄之训诂楚辞，其深层意味更是这位硕儒遗民在明亡后的政治文化双重困境下，由武装反清转而为挽救文化沦陷的另一种充满了儒家精神的抗争。“我们古代圣贤的用心，不能挽救政治，便必须挽救学术，学术亡，族类将永无翻身之日。”[15]247钱澄之正是凭由长夜孤灯下研读楚辞，以楚辞著述为载体，在对故国文化的深情回望与凝视中，试图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勉力承担起文化救亡的责任与担当，彰显一种如屈原宏阔壮远、不屈不挠的“必有济于世，有利于民”[6]523的国家政治情怀和民族文化理想。
二、以藏为用、因循“时”势的道家思想
钱澄之在训诂屈氏楚辞的同时，亦对道家的经典著作《庄子》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将其《屈诂》与《庄子内七诂》合为一书，题为《庄屈合诂》。关于庄屈合称，明朝之前已有，如北宋苏辙的“微言精《老》《易》，奇韵喜《庄》《骚》”(《和张安道读杜集》)[16]54;曾巩评欧阳修文“体备韩、马，思兼庄、屈”(《祭欧阳少师文》)[17]526;元初戴表元赞曹子贞之文“读其文属辞庄屈之洁”(《赠曹子贞编修序》)[18]113等，其多仅限于艺术风格的关联。至明末清初，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独特的人生经历，学者们对于庄屈之间的比较分析，开始转而偏向着重于思想精神，更加深刻和理论化，这一时期“庄屈观”的代表人物有钱澄之、屈大均、方以智和陈子龙等。其中，尤以钱澄之首次将屈原、庄子的作品合在一起，进行训诂及深入解读;并在其《庄屈合诂》中提出庄骚融通的思想，“合诂之，使学者知庄屈无二道”[3]4。《清史稿·志一百二十二·艺文三》亦将《庄屈合诂》归录于子部道家类。因此，钱澄之的《屈诂》，在其饱含着热切的治平之志的儒家精神下，又有着道家思想投射的印痕。
(一)“以藏为用”的思想
《屈诂》中的道家思想，首先表现在其中“以藏为用”的思想。钱澄之“以藏为用”的处世观，与道家思想体系中对生命个体的强调以及崇“柔”观颇有相融共通之处。钱穆先生曾评价儒家的思想“常偏向于大群体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19]84。与积极用世、强调群体意识的儒家精神相比，道家思想的理论主题则是更倾向于唤醒对个体的自觉和尊重。《庄子·田子方》曰：“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20]616道家在这里试图纠正和弥补的是对个人心灵与生命的关注。恰如郝志达所评价的，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是一种“活命”哲学，“庄子的哲学是一种在混乱的秩序中产生并最终超越混乱重建崭新秩序的哲学，它源于生命的疼痛，以极大的激情和使命感关怀生命，在一派混乱之中艰辛地酿造着生命的活水”[21]131。身经明清鼎革时期的遗民钱澄之，与庄子一样立身于纷乱的时代，他的“以藏为用”观，也同样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了作为生命的个体如何于世安身立命。
另外，不同于儒家的崇刚尚健，道家有重“柔”的辩证哲学观，例如《老子》就主张“以柔克刚”，曰“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即“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第七十八章);又言“守柔曰强”(第五十二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苏辙评议道家的“以柔为用”，“道无形无声，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强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万物也”[22]217(《老子解》)。在这里，老子是以“(柔)弱者”为“道之用”(第四十章)，以“(柔)弱”此种在世方式为“用”，来达到真正的“刚强”。钱澄之的“以藏为用”，则与之相类，是立足于真正的强大，即恒强;而以“藏”这种外像“(柔)弱”、但却合于“道”的方式为其方法论意义上的处事手段。
钱澄之《屈诂》中“以藏为用”的思想最集中的表现是在对班固评价屈原的思考与品评上。班固的《离骚解序》评论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23]9;认为刘安对屈氏《离骚》“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3]9的评赞“斯论似过其真”[23]9。班氏对屈原人格经历的此种批评，后遭到楚辞学史上规模较大、学者人数众多、用辞也甚为严厉的集中批评甚至挞伐。王逸评议“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8]33。
洪兴祖斥责其“无异妾妇儿童之见”[8]51。明清许多儒者，例如赵南星、黄文焕、沈德潜、蒋骥和屈复等，也都对班固的观点持强烈反对和批判的态度。但在钱澄之的《屈诂》中对于班固质疑屈原的自沉，以及其评价的“狂狷”“忿怼不容”等言论，却予以了相当程度的包容，甚至是理解，钱澄之曰：“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原难免焉!”[3]187钱澄之训诂《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句，曰：“上言忍而不能舍，此言不忍为此态，一忍一不忍，其忠直有不期然而然者矣。”[3]154于其“总诂”又曰：“上官之谗原曰：‘自矜其功，以为非原不能为也!’观原好自揄扬，则自矜诚亦有之，宜王之信而不复察也。原不知以此得罪，而自谓以謇謇致患，女媭亦詈其‘婞直以亡身’，谬矣。直至《九章·抽思》篇有云：‘憍予以其美好兮’，‘览予以其修姱’，亦是揣量之词，非实有见也。”[3]187对于屈原忠君爱国的诚心，钱澄之首先是予以充分肯定的，钱氏甚至将屈子志节作为砥砺自我、坚守遗民底线、明己不屈尊严的精神支柱与楷范;但同时钱澄之也指出屈原人格中“自矜诚亦有之”[3]187，这也是其不容于时世，甚至最终导致政令废止的重要因素，因而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是“难免”的。
其实，钱澄之此种主张守势内敛，“以藏为用”的思想在《屈诂》中多有表现。例如训诂《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句，钱澄之婉曲点出屈原的居奇不群，曰：“服奇志淫。原所服先王之法服也，非时俗之所尚，故转以为奇服;原亦自居于奇矣。”[3]265训诂《涉江》“被明月兮珮宝璐，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句，钱氏更是直言其扬显自待，过于刚壮强盛，曰：“世不知己，己亦不受世知……自写其高视阔步、傲岸一世之状。”[3]265钱澄之崇尚民族气节，这是其忠正爱国正统儒家精神的显露;但他又讲求“以藏为用”的斗争艺术和处世之道，认为君子处身乱世或与小人相处，不可过于刚强，有时甚至应该以退为进，有所保存、容忍与等待，积聚斗争实力，以俟时机求取更大的进取，这显然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唐甄在《庄屈合诂序》中就评价钱澄之曰：“饮光先生，忠直立身，以藏为用”[3]1，“是故当以庄子之意济之，则忠而不至于愚”[3]2。
钱澄之在《屈诂》中所流露的这种“以藏为用”的思想，在他的其他许多文作、言论中也反复有过类似的表达和阐发。如其《黄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记》曰：“观公于难初发之时，其所以规杨忠烈、魏忠节者，忧深虑远，凡期于国事有济，不欲其徒以名节自矜……《易》不云乎?《易》之于《夬》也，而恶其‘壮’，恶其自矜也;于《姤》而利用‘包’，不欲使人自弃也。使当日诸君子能从公言，稍出之以和平，彼小人者虽阴为表里，犹知有所顾忌，不致公然比周，以显肆其丑正之毒至于此极也。”[6]196钱澄之列举黄宗羲之父黄忠端公规劝当时东林六君子中杨涟与魏大中的谏言，并阐之以《易》，说明身处小人凌驾于君子之象的逆势，应该以守势坚忍、藏敛锋芒之法，稍以中和之姿与小人应对，等待转逆复出的机会;若君子过于刚盛决断，则有咎害的凶险。钱澄之的《管仲论二》中亦有近论，关于管仲，子贡曾有对其未尽臣子死节的责难，钱澄之则从管仲以藏为用、“所系者在天下”的高度对其给予了肯定，曰：“而子贡辈区区以不死子纠之节责之，何其固哉!圣人亟称其功而略其节，以死节事关一身，而不死所系者在天下也。”[6]
51650年当守卫桂林的张同敞向钱澄之表露死节之愿时，钱氏更是言“以藏为用”之道劝慰其勉力活下去，曰：“往时，朝廷以封疆付臣子，失者必死;今封疆非朝廷有也，我存一日，即封疆一日存，死则竟失矣。君非惧死，曷从封疆起见?”(钱撝禄《钱公饮光府君年谱》)[2]202钱氏《书瞿张唱和诗后》同样也有“一日不死，则封疆一日犹存，虽失之，终复之”[6]395。在钱澄之看来，臣子个体的生命于国家而言有着深刻重要的符号性的价值，因而从国家责任和义务角度考虑，亦应该“以藏为用”，不可轻言生死。应该说，钱澄之此种“以藏为用”的思想，在根源上与其曲折起伏的人生经历和“遗民”的特殊身份有着复杂深刻的联系。身为孤臣孽子，无法行“主辱臣死”“君亡与亡”的节义之道，又心系故国坚拒于清，“以藏为用”实则既是钱澄之置身逆流处世的方法论，更是其作为遗民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和价值意义。
(二)因循“时”势的观念
《屈诂》中的道家思想，也表现在其中的因循“时”势的观念。“因时”是道家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方式。《老子》提出人道应该顺应取法于天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24]169《庄子·内篇·德充符》强调养生之道当归于常常顺应自然万物的生长变化，不必刻意强求，曰：“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0]193《周易·系辞》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25]360《黄帝四经》有“审时”“得时”“天因而成之”说。《淮南子》则直接提出了“因时”的哲学思想。西汉史学家司马谈更是进一步明确总结道家思想，曰：“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26]3292钱澄之亦受道家因循“时”势思想的影响，其《庄屈合诂·自序》曰：“夫《易》之道，惟其时而已……因其自然，惟变所适。
而《易》之道在是矣”[3]3，“吾谓《易》因乎时……凡庄子、屈子之所为，一处其潜，一处其亢，皆时为之也”[3]4。其《人间世·总诂》又曰：“吾尝谓庄子深于《易》，《易》有潜有亢，唯其时也。当潜不宜有亢之事，犹当亢不宜存潜之心，而世以潜时明哲保身之道，用之于亢时，为全躯保妻子之计，皆庄子之罪人矣。”[3]75《周易·乾》上九曰“亢龙有悔”[26]8，《周易·乾》初九曰“潜龙勿用”[25]2，“潜龙勿用”即意为潜龙(阳气潜藏)之时，圣人虽有龙德，于其时则不可用世，只应潜伏。钱澄之认为庄、屈皆根源于《易》，乾卦六爻如同六条龙，有潜有亢;钱氏又从《易经》中拈出一“时”字，提出庄屈之道，庄处于潜而屈当其亢，二者结局作为不同，皆因乎所处“时”之异。
钱澄之《屈诂》中因循“时”势的道家思想最集中的表现是其中对于“时”的概念的重视、强调和表达。钱氏认为“时”乃不断发展变化的外部客观形势，随着周围各种环境条件的变化，“时”也在进行性地发生着变化。而当形势有胜于人为之时，若无法凭一己之力违逆、改变甚至是驾驭外在环境和必然趋向，则应当去试着准确感知和把握客观条件的真实具体的情况，并顺应这种改变调节自身、做出恰当合时的行为和举动。第一，钱澄之《屈诂》中多言“时”不可违。例如钱氏训诂《九歌·国殇》“天时坠兮威灵怒”句，曰：“天时予敌，而抗之与战，是为怼天，故威灵怒也。”[3]219又曰：“其死也，天时为之。”[3]219训诂《天问》“妖夫曳衒，何号于市?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句，钱澄之曰：“因童谣而执妖夫，妖夫亡而得褒姒，褒姒进而周灭，即以预绝祸胎之计为致祸之媒，天之巧于布置以亡人国，固非人所能计算也。”[3]247此外，又曰：“浇究不免于死尔，时乃亲以逢殆……言凶人之授首，固各有其候耳”[3]237，“其死生之命，皆从天也”[3]242。训诂《离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句，钱澄之亦曰：“咸以为臣之道，惟尽其所得为者，则原守其道不变，可也。此固原所乐闻，其如时之不可何?”[3]175第二，钱澄之《屈诂》中常有对于身处潜“时”境遇的感慨无奈。如训诂《离骚》“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句，钱氏痛哀于不当时世，曰：“始因姊言而自疑，至是益自信，信非余之过，乃朕时之不当也。然予何以遂当此时乎?固不禁其哀感而泣涕矣。”[3]163训诂《离骚》“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句，钱澄之曰：“既伤生非其时，随复自解，言鸷鸟不能与凡鸟群，不独此时为然，自前世以固然矣。”[3]155训诂《离骚》“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句，曰：“初欲依前圣以节中，因女媭之詈，疑有过乎中也。今陈词于舜，知惟遭时则然，则吾之中正，亦既明矣。又自谓吾所遭之非时，盖非其地也。故将往观乎四荒，冀有遇乎!”[3]163训诂《离骚》“时缤纷以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句，又曰：“咸言时犹未央，不知时已变易矣。咸言恐百草之不芳，不知不惟不芳，且变化为恶草矣。盖已无复望，而安可以淹留也?”[3]176训诂《离骚》“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句，亦曰：“初以变易归之于时，既以干进责之众芳，至此又为众芳宽一步，言时俗如此，亦不能不变化也。”[3]
178再如，训诂《思美人》“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句，钱澄之曰：“岂己之不合时宜，并云、鸟亦见弃耶!”[3]290第三，钱澄之《屈诂》中，数次提到了“及时”“乘时”“因时”的观点。如训诂《离骚》“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句，钱澄之曰：“此言其进德修业，欲及时也。”[3]144解“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句，钱氏又曰：“原‘恐年岁之不吾与’，急于及时，而咸亦劝原之及时。”[3]175训诂《悲回风》“岁曶曶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薠蘅槁而节离兮，芳已歇而不比”句，曰：“自言其岁时已过，精华已销，虽不死，无能为也。”[3]306他皆为从正反两面提出“及时”的概念。训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句，钱澄之阐之以“乘时”，曰：“原急欲乘时，故每以迟暮为恐。望崦嵫，则时迫矣，故欲其弭节，使勿迫也。”[3]164所谓“及时”“乘时”，即指须抓住时机。而要做到“及时”“乘时”之根本为“因时”，即主动顺应客观形势和环境，明审时势、顺时而动，不悖时逆时。如训诂《惜诵》“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句，曰：“道穷如此，谛思之，毕竟守道不变，需其时，庶几为异日承乏之用。”[3]264诂释《惜往日》“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句，曰：“身废且死，而犹眷眷国事。极言法度之不可背，原之自命在此，其忤时亦在此。”[3]299
思想政治方向论文范例：儒家传统文化的法治建设时代意义
事实上，屈原及其作品本身就含有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如游国恩《屈原》所说：“屈原的有儒家思想，是确然没有问题的”，“在屈原思想中的另一鲜明的色彩，便是道家的出世观念”。[27]11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28]540显然，这也直接影响到钱澄之对楚辞的接受。然而，更主要的是钱澄之自身独特的人生遭际和儒道互补的思想理念又反过来影响到他对楚辞的解读。“明清江山易主，已成无力回天之定局。对于士大夫而言，个体遗民志节的坚守，已成为支撑其精神和信念的最后一道底线。屈原尽性致命、不屈志节、虽九死尤不悔的赤诚怀忠、爱国之心，正契合带有‘遗民情结’的清代文人学者们对理想人格和道德节操的所有完美想象。”[29]应该说，钱澄之的《屈诂》既满溢着中兴南明、致君尧舜的儒家精神，又有着以藏为用、因循“时”势的道家思想的印痕，这种既入世而又出世的矛盾情感，“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30]6，这是晚年时期的钱澄之，其儒道思想互相排斥又互相调补的复杂文人心理结构在文学创作中的外在表现;是作为清初重要遗民之一的钱澄之，难以言说而又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的遗老情志与心态的婉曲抒发与表达。
参考文献：
[1]钱撝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J].国粹学报：史编外，1911(75).
[2]钱澄之.所知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6.
[3]钱澄之.庄屈合诂[M].合肥：黄山书社，1998.
[4]钱澄之.藏山阁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4.
作者：施仲贞，周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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